■吉林长春 马洪

在当代印坛上，马士达享有大名。据说在江苏南京有这样一种提法：“画有傅抱石，书有林散之，印有马士达。”视马士达为“金陵印坛盟主”，引以为骄傲，足见其艺术地位之高。

马士达（1943—2012），别署玄庐、骥者、老马，祖籍江苏涟水，后移居太仓。上世纪60年代初，其开始自学书法篆刻，因无人点拨，进步缓慢。70年代师从沙曼翁、宋季丁，进入正道，受益颇丰。1983年上海《书法》杂志举办首届篆刻全国征稿评比，马士达以“师竹友石”“宁静”等作品获得一等奖，自始成名。1987年因蒙尉天池的提携，马士达被破格调入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任教，在艺术视野上更上一层楼。其生前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书协理事、西泠印社社员、沧浪书社社员，著有《篆刻直解》一书。

纵观马士达篆刻的精神来源，有两条路径是较为清晰的，一是对古玺印、古文字的研习，其平生醉心于“印宗秦汉”“印从书出”，长期浸淫于《散氏盘》《秦诏版》《张迁碑》《衡方碑》《石门颂》《西狭颂》等作品荒古悠远的气韵中，并对秦汉古玺印有着深入的探讨。二是以晚清篆刻巨匠吴昌硕、齐白石为标高和楷模的写意作风，彰显出具有极其强烈的突破旧式体系的创新意识。他有印语云：“尼古不化，虽工不贵。”

入古出新，在马士达的篆刻中具有鲜明的呈现，印面图式，别开一格。

马士达执着于雄强写意印风的创作，用刀极为狂野不羁，似乎比吴昌硕、齐白石更加恣肆霸悍（图1、2、3），这在上世纪末的印坛，篆刻审美是超前的，甚至显得较为“另类”。他甚至偏颇地对于写意风格的对立类型——工稳印风，不屑一顾。

我们从他印作的边款中，可以明显感受到马士达不被理解的苦恼和不平之气。譬如他在一方“士达私玺”的边款上谓：“刻印以工整见长者，多流于有手无心，予甚恶之”。他在“性情为本”一印的边款上曰：“所刻乃予为艺之信条也。”在“马士达印”边款曰：“雕饰乃作印之大弊，时人多不知，故大失旨趣。”在“五十尚有惑”边款上曰：“是作神趣迥然，缶翁齐公视之，想必称许。”在“林语堂印”边款曰：“自谓此绝佳之作，鬼神恨我矣。”在“朱湘”边款上刻：“劣石佳制不复疑焉，老马平心而论。”这些印款表露出马士达的审美倾向和充分自信。

马士达不放过在每一方印面上兴风作浪的机会，宁肯斑驳丑陋，亦不要平庸乏味。在马士达的篆刻遗作中，有一方“程大利印”（图4），读来不仅有趣，还可一窥他的创作理念。程大利为人民美术出版社总编辑、著名出版家和画家，是马士达的朋友。此印边款（图5）刻曰：“老马以佳作奉呈大利先生，惜先生藏之不用，宁用他人劣作，令吾喟叹。骥记。”这方“程大利印”，以回文形式布局，印文四字大小不等，“程”与“利”二字为左右结构，且笔画较繁，作对角呼应，以求印面平衡，“大”字用楷书，虽是异类，然并不显突兀。马士达治印，我行我素，他甚至不顾及这是一枚私人名章，而任由其刻刀在印石上尽情发挥，“程”字“口”部完全漫漶成一方白块，而左下边栏大面积的斑驳残破，其视觉意象，着实令人惊骇。程大利藏而不用此印，笔者揣测，在审美上是嫌其丑陋不堪吧。有趣的是，马士达见程大利不用此印，又拿来补刻了上述的印款，可见二人私交甚笃。

马士达的大写意印风创作，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于当代印坛具有创造力度和开拓性意义。印坛对马士达篆刻的评价多是肯定褒奖的，笔者以为石开的评语较为准确到位：“马士达的篆刻，厚实张扬，野气直露，略似京剧花脸。精力弥满，运刀沉雄是其强项，结字变化是其弱项，切刀边款似乎比印文刻得还精彩。”

在艺术认知方面，马士达注重艺术之表现，视作品为思想之张扬、情感之抒发，无形之意蕴与有形之气象的统一。反对惟技惟能、小情小调病态的文人末流习气以及陈陈相因的流派作风。其印作带着一种野逸、野趣，甚至还有野悍之气，稍欠一些精到和意韵。

衡量一位篆刻家是否具有自己独特的结字变化，的确是重要的一项指标，吴昌硕、黄牧甫、齐白石，以及当代的石开、王镛、徐正濂，都有自己非常鲜明的结字法。

马士达在这方面的缺失，便是2008年石开在精选新中国成立后60年最具有代表性的篆刻家25人中，而未选马士达的原因。

据业内知情人士统计，马士达遗留下来的印作有2000余方，这对于一位篆刻名家来说，数量显然偏少。

以吴昌硕、黄牧甫、齐白石为例，他们平生刻印的数量都在一两万方以上，而陈巨来多达4万余方。

马士达刻印不多，与他过早离世有关，大概也与他早年坎坷的生活经历有关。

马士达在当代篆刻史上是站得住脚的，他的印章遗作无疑是一份珍贵的艺术遗产，值得珍重。值此马士达辞世1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纪念这位杰出的篆刻家，金石千秋，先生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