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社旗 张春岭

安思远（1929—2014）是美国及整个西方艺术界公认的最具眼光和品位的古董商兼收藏家，他凭借着敏锐过人的鉴赏眼光、鲜明的个人魅力、果断的商业头脑，成为一位跨越半个世纪之久的杰出亚洲艺术品鉴赏家和古董商。他不仅有以1200万美元购入银行家修曼收藏的1600件亚洲古代艺术品的豪举，更是收藏中国古代艺术品的泰斗。

安思远自称“我是个中国人”，他收藏的中国古董，除了明式家具以外，还包括青铜器、陶器、石雕造像、唐俑宋瓷、写经碑拓、壁画地毯、玉器象牙、明清官窑、名家字画、现代名家等，真可谓是上溯商周，直跨当代。就其藏品的数量、珍稀度、艺术品位来说，在世界范围能与之比肩的收藏家着实不多。

中国邮票

安思远出生在曼哈顿一个望族。对于艺术品的喜爱，几乎与生俱来。四岁时他收集到一枚小小的中国邮票，“他觉得这张邮票非常漂亮，具有浓郁的异域风情”，进而钟情于东方艺术。家底殷富的他，自幼起就显露出收藏家的天赋和早熟的经营头脑。他的妈妈非常了解他的喜好，若在家里找不到他，一定可以“在家附近的垃圾桶那边找到他。因为安思远会在垃圾桶里翻捡，查看里面有没有好玩的东西”。高中没有毕业，安思远便辗转于纽约旧货店，选购包括中国艺术品在内的东西，转手给古董店获取利润。眼光独到的他，通过一位古董商成功地将一整套鼻烟壶卖给了蒙特利尔博物馆。从此，年方十九的安思远，开始了他灿烂的古董生涯。

天分固然重要，名家的指导更是不可或缺。1948年安思远结识了古董商爱丽丝-庞耐（1901—1988），“她是与卢芹斋、戴润斋等人齐名的纽约重量级古董商”。那年她不仅将安思远带入了著名的学者和专家圈子，还将安思远送进耶鲁大学远东语言学校，跟随自己到好友、著名的王方宇教授学习汉语和中国古代绘画的理论知识。王方宇生于北京，1936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教育系，1944年负笈美国，1946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毕业，1955年至1965年耶鲁大学任教。他对中国书画的研究造诣极深，著作丰富。他潜心研究八大山人的作品，积数十年之力，成为海内外研究八大山人的权威及最重要收藏家之一。后来广为人知的中文名字——安思远，便是王教授给取的。

中国家具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包括黄花梨在内的中国古典家具，在西方人眼中，仅仅被看作生活用具、远还没有达到艺术品收藏的档次时，安思远已从那简约的造型与线条当中，看到了一种含蓄的富有东方哲理的美。于是，在搜集中式家具的同时，相继出版了3本著作。从此，美国的安思远与中国的王世襄，成为上世纪末研究与收藏明式家具的两座巅峰。

安思远在中国明清家具收藏研究上极具造诣，“甚至可称之为一段收藏鉴赏历史的缔造者。”这一成就，亦源自于恩师。当时，庞耐喜欢把中国艺术品巧妙地布置在私宅里，让名流贵客“在不知不觉中感受东方艺术的魅力”。这种既做了买卖，又不留一丝商业痕迹的典雅，让安思远刻骨铭心。1970年，纽约蓝登书屋出版了安思远《中国家具：中国明清硬木家具实例》一书。这本书，比“京城第一玩家”王世襄编著的《明式家具珍赏》早了15年。当时，“大大推动了西方人对于中国古代家具的认知，甚至引发了西方明清家具的收藏热潮。”因而，国内有学者称赞道：“他与王世襄先生一中一西，共同撑起中国艺术绮丽壮美的天空。如果说王世襄先生是一位博学笃志、深沉厚重的庄严大师，安思远则是一位潇洒俊朗、风度翩翩的书剑侠客。”他收藏的明黄花梨四件套圈椅，在“锦瑟年华——安思远私人珍藏”系列拍卖的第一场中以968.5万美元成交，创下黄花梨家具同类品种的全球拍卖纪录。

中国书画

安思远生前有一处位于纽约曼哈顿第五大道上的公寓，在20多个房间连通起来的庞大空间里，目之所及，无不是精彩绝伦的东方艺术品。墙上挂着的，有文徵明的书法条幅、齐白石的李铁拐炼丹图、傅抱石的山水、石鲁的寒梅，几案上摆放着商周的青铜器、唐代金银器和三彩陶，多宝格中的南宋龙泉窑青瓷和明清单色釉官窑错落有致，窗台上几件宋、金时期的瓷枕随意摆放，客人可以随意坐在明代红木圈椅上，而书桌上的十几件古玉也任人把玩。这一私人的空间，犹如一部贯通千年的中华器物史。

1979年，安思远第一次来到中国就“被准许参观政府的仓库”，一些艺术品就存在那里。随后几年，他几乎游遍了当时北京、西安、上海、天津等城市的国营工艺品商店，学习和购买中国书画。安思远的书画收藏规模急剧扩大，“拥有了包括李可染、林风眠、傅抱石、徐悲鸿、石鲁等在内的多位20世纪中国艺术家的作品”。1986年，安思远将他的“安思远珍藏系列”书画作品捐赠给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其中的471件作品成就了“西方艺术馆内最大型的近代书画馆藏”。由此，他“被认为是在此领域进行系统收藏的第一位西方收藏家”。

安思远对石鲁情有独钟，且在短时期内形成了石鲁作品完整的系列收藏，这是安思远在中国书画收藏中的最大亮点。那时，齐白石的作品已经较贵，但风格雄奇、富于异才的西安画家石鲁，作品的价格却十分低廉。安思远多次往返西安，竭力求索，买进大量石鲁画作。安思远并没有见过石鲁本人，有很多画作系从石鲁家属手中购得。来价低、利润大，这是商人的精明之处，他的座右铭是：“买，三十年后再卖。”安思远的经营之道饱含学问与技巧，他说：“如果你要购买一个人的藏品，就要把所有作品全部买来，挑其中最好的1/3留下，剩下2/3卖掉。”这时候，剩下的藏品几乎都是没有成本的，当再出售那些藏品时，所获得的就是“净利润”。他很在意培育西方艺术市场对中国当代画作的兴趣，1993年，他一次性拍卖掉257件20世纪的中国画。安思远收藏的第一件石鲁作品《春梅独立》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他眼光确实精准，30年后，在“锦瑟年华——安思远私人珍藏”系列拍卖会上，这幅仅5平方尺的石鲁“春梅独立”绢本，以352.5万美元成交（约合人民币2186万元），成为全场书画作品中最贵的拍品。

中国碑帖

1996年9月份，安思远应邀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展出他的碑帖珍藏。除北宋拓《淳化阁帖》外，安思远还带来了《旧拓晋唐小楷》、宋拓《黄庭经》、宋拓《怀仁集王圣教序》、宋拓《怀素千字文》、《唐小字麻仙坛记》等碑帖上的稀世珍宝。

碑帖是中国特有艺术形式。而碑帖研究更是一门集艺术、史料、文献、工艺以及目录学为一身的学问。由于专业性太强，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鲜有人涉足。那么，对于汉字与中国书法不甚了解的安思远，为何会有如此高端的碑帖收藏，这得益于一个叫“吴尔鹿”的华人。1986年，留学美国，又在安思远家里长期帮助安氏整理收藏的吴尔鹿，花1万美元从纽约的一场小型拍卖会上获得原为清末大藏家瑞方旧藏的《旧拓晋唐小楷》。1万美元相当于安思远给他的半年薪水。书法拓本的价格竟然如此昂贵，令安氏大为惊讶。吴尔鹿告诉他，清末民初中国著名收藏家罗振玉，曾经有一份出售其所藏的账单：“《宋拓狄梁公碑》售2000元大洋，《宋拓圣教序》售3000大洋，而沈周、唐寅的画只值二三百元。”这一点拨，悟性极高的安思远便明白了其中的玄机，以及碑帖在中国艺术品收藏当中的地位。第二天，安思远便用双倍价格，从吴尔鹿手中买下《旧拓晋唐小楷》，并委托吴尔鹿留意碑帖交易，“有好的，就帮我买下来”。此后，在吴尔鹿指导下，安思远稳步成为西方的汉字书法碑帖的最大收藏鉴定家。

安思远在故宫展示他所藏碑帖，让国内的研究人员和民众得以首次见到这批千年以前的法帖。著名书画家启功盛赞四卷宋本《淳化阁帖》是“彩陶般的魏晋至唐法书的原始留影”。安思远曾表示，“我只希望《淳化阁帖》回到中国，所以我对日本人开的价是1100万美元，对其他中国人开的价是600万或550万美元。”2003年，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上海博物馆终以450万美元的价格购得《淳化阁帖》。成为当年文物艺术品收藏的最大新闻。

2018年，中国嘉德秋拍大观之夜特别推出“安思远藏善本碑帖十一种”专场拍卖，其中含宋拓本7种、元明间拓本1种、明拓本3种，作为一个标的上拍，最终以1.675亿元的价格落槌，加佣金以1.92625亿元成交，成为中国古籍善本拍卖史中值得铭记的一刻。

“我首先是一位古董商，然后才是收藏家”，这是安思远给自己的定位。而艺术品的收藏，给安思远带来了无穷的乐趣，他说，于他而言，艺术收藏为世间最妙的事业，永远不会厌倦，也永远不会有终点……生活总是因此趣味盎然！

安思远去世后，2015年3月17日，“锦瑟华年——安思远私人珍藏”系列在纽约拉开大幕，7个专场，1400件拍品，5天的日夜举槌，总成交额1.4亿美元（8.99亿元人民币），摘取多个“白手套”佳绩，创下了4个世界纪录。

安思远说，“中国艺术给了我一切。”他也有回报中国的善举。比如将自己所藏五代王处直墓汉白玉彩绘浮雕武士石板和西周青铜器“归父敦”捐赠给国博，成立抢救安徽古民居基金会等，为中国海外文物的回流，贡献了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