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常德 鲁祖霞

像生器是竹雕工艺的一个重要品种，也是明清竹雕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仿天然物如花果、鸟兽、昆虫、人物等制作的单体或组合的工艺品，因其形态逼真，故称为像生器。以竹子为材质，或者以竹子为主要材质制作加工的像生器，在我国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以文献为证，至少在明代中期，其就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并涌现出以嘉定朱缨为代表的一批知名竹刻大家。而竹雕像生器主要用竹子的根部（含根须和竹鞭）来创作，题材则以植物、动物和人物为主。限于篇幅，本文在此介绍一组植物类竹雕像生器。

据清代文献《竹人录》记载，竹雕像生器的第一位作者，是明代“嘉定三朱”中的朱缨。朱缨（1520—1587），明代书画家、竹刻家，字清父，号小松，南直隶松江府嘉定（今属上海）人。其所作植物类竹雕像生器，有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高11厘米的明代朱小松竹根制佛手（图1）。其呈仰立状的折枝式双佛手，攲正有致，色为深褐。其枝叶相连，秀逸清丽，形体独特，下承云纹木座。还有“小松”楷书款识，刻于枝端。佛手转侧不同，高低错落，尽管只有一双，但其精微的变化，开合的指裂，已然颇具赏玩之意。佛手还有“佛祖之手”的吉祥寓意，故成为常见的明清时期工艺题材。而此朱缨制双佛手，不仅充分利用竹根的肌理，还加上构思巧妙的雕琢，实为佛手题材的尚品。

朱缨之子朱三松所刻的像生器作品，创作题材比其父有所拓展；除了植物和动物以外，还有人物作品。由于朱缨和朱三松父子的共同努力，从而确立了像生器作为嘉定竹刻一个重要品种的地位。到了清代，嘉定派竹人不仅继承了朱氏像生器制作的传统，并又有了发展，涌现出如封锡爵、封锡禄、封锡璋“封氏三兄弟”等一大批制作高手。他们创作的竹雕像生器，不但注意“肖形状物”，且更加注重“寄情寓意”而意必吉祥。

封锡爵，字晋侯，清代竹刻家，嘉定马陆（今属上海市）人。封氏先人皆工诗善书，代有闻人，至锡爵辈始以竹刻传世。其性淡泊，平日常家居杜门，经年不入城市而潜心竹刻，长于竹根圆雕，格调高雅。其弟锡禄、锡璋均精竹刻，时人号称“三鼎足”。康熙四十二年（1703）两弟应诏入京，供奉养心殿，专事雕刻，声闻于朝。兄弟三人之中，以锡禄技艺最为杰出。《竹人录》称：“吾疁（嘉定）竹根人物，盛于封氏而精于义侯（锡禄）。”封氏一门都会竹刻。锡爵之子颖谷，锡禄之子始豳、始岐、始镐，均能继承竹刻家传。

这件清代封锡爵作竹雕白菜笔筒（图2），高17.3、口径9.4、底径9.2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器型作白菜状，叶片重叠皱卷，筋脉隐现，根须溢出土面。底刻阴文“封锡爵”篆书圆印。此作刀法深峭稳定，雕刻技艺精湛，形象逼真，是明清时期仅见的以白菜为题材的竹雕传世之作，殊为珍贵。

而这件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清代作竹雕葫芦式盒（图3），通高6、长16.9、宽10.5厘米。竹根雕成葫芦式的盒，从中间分剖为二。藤、叶、小葫芦等装饰，采用高浮雕和镂雕技法刻画于器表。竹雕盒的盒身上，葫芦的位置、牵缠的藤萝、翻卷的叶片甚至虫蚀的痕迹等，艺匠皆经过巧妙构思和精心打造，使得作品形态逼真，装饰意味浓厚。葫芦谐音“福禄”，自古还有多子多福的寓意，故此寓意吉祥的作品，在明清工艺品题材中十分多见。

台北故宫博物院亦藏有两件植物类竹雕像生器的代表作。其中一件为清代作竹雕瓜式盒（图4），高12、宽11.5厘米。该器以淡黄色木雕成八棱形瓜盒，自器腰中分成盒盖与盒身。器表粘贴满竹黄片，并在竹黄片上浅刻图案花纹。盖面上再粘贴原先雕好之瓜蒂、叶片与藤蔓。全器内壁贴满金箔。

另一件清中晚期作雕竹豆荚式鼻烟壶（图5）， 连盖长5.8、高12厘米；壶长4.7、宽4.5、厚2.1厘米。鼻烟壶以竹子的地下茎雕成四粒豆荚，两两相对。豆荚顶端凿孔作为器口，并于器之两面自器口下垂饰高浮雕枝蔓。饶有趣味的是，此器还带翠玉球形盖与牙匙。

沈阳故宫博物院则藏有一件清中期作竹雕双桃洗子（图6），全长25.3、宽14.5、高13.4厘米。器以竹根雕刻一大一小两个连体水洗，双桃造型逼真。其内部制成中空，外部浑圆，桃实上部及后面镂空雕刻桃树枝叶，舒卷翻飞，颇具动感。双桃洗子下，以镂空刀法制黑色铁梨木小桃、小叶花托，其下另制椭圆形束腰四足底座，刻法圆滑，工艺颇精。

以竹根制作，深合我国取法自然、穷通造化的工艺传统。但其难度甚大，制作者不仅要具备熟练的技巧，更须有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和足够的经验，因此非能工巧匠不敢为之。以上故宫所藏的明清植物类竹雕像生器，即为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