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姚旭东

公元1894年，在清朝为光绪二十年，农历干支为甲午年，而日本纪元为明治二十七年。此时清王朝的洋务运动经历了三十五个春秋冬夏，亦是日本明治维新的第二十六年。日本以朝鲜问题为借口向清政府宣战，这是一场日本蓄谋已久的战争，按甲午战争（又称中日甲午战争、第一次中日战争、清日战争、清日甲午战争；日方称日清战争）。两国舰队集结黄海，经过丰岛海战、大东沟海战两场战役，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日军则攻下朝鲜的平壤，之后又攻下中国的旅顺、威海，并于11月22日在旅顺屠城，血洗全城，整场战争历时9个月。双方于战后签订《马关条约》，规定中方向日方割地赔款。战争的结果导致中日两国命运的彻底改变：胜利者迈入近代列强的行列，之后日本帝国的野心不断膨胀，最终走上对外侵略的军国主义道路；而失败的一方不仅承受割地赔款之辱，且刚刚开启的近代化进程亦被拦腰打断。清政府因此背负沉重外债，国力日趋衰退，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而在这一年，中日两国依旧在铸造发行各自的货币，以维系自身财政和市场的运转秩序。本文就是要从两国的货币体系特色为切入点，来具体分析双方成败的内在动因。先来看清朝的货币，这是当时的山东即墨县铸造的十两元宝银锭（图1），上面打了圆形的税字戳记，是为当地的税收银两。这是当时北方地区的主要货币形象；而南方乃至东西部地区的货币特色又有差别。四川官银号同泰昌于当年铸造的十两圆陀形银锭（图2），在上部打了茶课戳记，也是当地茶叶产业征收的税银。该年七月由江西万载县铸发五十两方形银锭（图3），而此时远在黄海的丰岛海面，两国的舰队已然正式开战。从上述三地的白银货币形态来看，银锭形状、规格、成色及至秤量单位都千差万别、不一而足。即以秤量单位举例，当时清朝主要的秤法就有库平、漕平、关平等多种单位，其分别属于官府的藩库、漕运船社机构、江海关的税收，以及各地市场的不同计量单位。至于各地方部门和部队的银子秤法就更是五花八门、多不胜数。较著名的有原属于湖南湘军部队里的湘平单位，后经左宗棠带队进入新疆平叛，就把这种银货秤量单位留在新疆，成为之后当地的主要白银秤法。而当时的小额货币铜钱也是由各地分别铸造发行，其重量、大小及含铜量亦各不相同，可见斯时全国的货币体系是多么混乱不堪。盖源于从地方到中央都各自为政，只为地方与部门利益盘算，设置自己的一套货币体制，以便己方从中谋利、捞取实惠。

再看日本当时的货币情况：早在1868年，海洋对面被清朝士大夫称为蕞尔岛夷的日本，在亲眼看到中国被西方列强无情蹂躏后，开始全面转向以西方为师，最高统治者天皇发表《五条御誓文》，明治维新正式开始。明治维新中，日人放弃和服改穿西装，设立小、中、大学共计5600余所，普及义务教育，全面学习西方文化。日本通过“脱亚入欧”，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当时的日本，正交叉进行两次工业革命，1888年，日本产业革命出现高潮，因此急需对外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

日本维新政府为适应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开展对外经济和商品贸易的需要，始铸面值为“一圆”的贸易银元，其正面上部是皇室国徽图案，两侧为呈弧形排列的花枝，中间的文字为汉字“一圆”，下面是绸带扎成的同心结；背面为张扬的“飞龙戏珠”图案，周边的文字有“大日本”和“明治××年”及标注的分量成色字样。该套币由明治时期著名的钱币设计雕刻家（雕金家）加纳夏雄设计并制版，史称“名之金工”。日本贸易银元铸工精良、制作精美、成色统一，主要由大阪和东京两大造币厂铸造，再由大藏省统一发行。图4就是甲午年日本国内铸造发行的龙洋，虽然距今已一百多年，其币面精细光洁如同镜面一般光可照人，实为中国现代精制币的工艺水平。此套币的其余品种五钱、十钱、二十钱、五十钱（图5）的铸造工艺同样精细。曾有国内收藏名家指出，收藏古物要收藏国力处于强盛期和上升期的东西，这种时期做出来的物件其工艺水平一定是出色的。以此来对照这时期的两国货币实物，高下立判！

当时的日本龙洋影响力已经扩大到东亚、东南亚的广大地区，其中中国东北、华东、华南地区受其影响较深。由于清朝的银铜复本位币制的状况，使得银锭与铜钱之间的面值差距过大，流通使用不便，因此市场上同时又流通银币洋钱。而其时东亚地区市场上流通最广泛、使用量最大的银币就属墨西哥的鹰洋，这是这一年墨西哥铸发的鹰洋银元（图6），其正面被打了不少戳记，而中间的自由帽上还打了一个太阳图案的印戳，这应该是那时日本军方的戳记。看来这枚鹰洋不仅流通于清朝的钱庄与市场，还曾经被日军部队作为军饷使用过，是东亚地区共通的银货币，连日本国内亦无法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