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南平 支荣慧

道光咸丰年间，桐城派在曾国藩及曾门弟子手中又呈一时之盛，一直延续到严复、林纾和新文学的诞生。而桐城派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姚鼐功不可没，他被盛誉为“中国古文第一人”“中国古文的高峰”。姚鼐著有《惜抱轩全集》，所编《古文辞类纂》风行一时，有力地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

姚鼐，清代著名散文家，与方苞、刘大櫆并称为“桐城三祖”。安徽桐城人，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世称惜抱先生、姚惜抱。乾隆二十八年（1763）中进士，任礼部主事、四库全书纂修官等，年才四十，辞官南归，先后主讲于扬州梅花、江南紫阳、南京钟山等地书院四十多年，“士子得以及门为幸”。姚鼐非独特文美，其翰墨亦为世重。

姚鼐行草七绝中堂（见图），浙江省博物馆藏，正文四行，落款两行，第一行仅两字居于第二行中间位置，署惜翁。释文：“春楼十里珠帘卷，仿佛三生杜牧之。芍药梢头初茧栗，扬州风动鬓成丝。”从此作可窥他的书法造诣极深，取法董其昌、“二王”为源，得其神髓、神韵。清疏枯淡，气洁神清，运学问文章之气发于毫端，信笔写来，高致逸气，超迈千古，意境高远，很值得细细品味。行笔不紧不慢，适当的连笔，使整幅作品鲜活起来。笔力苍劲有力，力透纸背，非常人所能达。即使破笔，蕴藏的力量也让人望而生畏。有些字虽笔画纤细，如第一行的“十”、第二行的“芍”字，但线条质量仍极高，不失于油滑，似钢筋一般有力。此作第一行的“帘卷”、第二行的“梢头”、第三行的“扬州”都出现了破笔，这是受到朴学兴起崇碑的影响，对清代的书法发展有前瞻意义，毕竟在文坛上，姚鼐是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此作乍一看一般，但细细品味，越读越美。姚鼐论书法，也贯彻“天与人一”的主张。在《快雨堂记》中，他借王文治之口，表达自己对书法的见解，认为学习书法，既要有“成翼而飞，无所于劝”的天赋，也要有“遗得丧，忘寒暑，穷昼夜为书”的功夫，并能“俟其时而后化”。在《论书绝句》五首中，他主张有神，谓“笔端神功有天随”；不应追求形似，“论书莫取形模似”；更要扫除积习，“古今习气除教尽，别有神龙戏绛霄”。此作正是姚鼐理论的实践。姚鼐为宦、为文、为师，悉负时誉；古文、诗歌、书画，并称三绝，这便是姚鼐，这便是桐城派集大成者的风采!

但无论如何，姚鼐在书法有多深的造诣或者发挥多大的作用，与他在文学上达到的成就，都显暗淡。他在继方、刘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提倡文章要“义理”“考证”“辞章”三者相互为用。所谓“义理”就是程朱理学；“考证”就是对古代文献、文义、字句的考据；“辞章”就是写文章要讲求文采。这些主张充实了散文的写作内容，是对方苞“义法”说的补充和发展。在美学上，提出用“阳刚”“阴柔”区别文章的风格，这对我国古代散文审美理论和风格特征是一次重大突破。他认为“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文章阴阳刚柔的变化，“阳刚”就是豪放，“阴柔”就是婉约。两大风格相互配合，相互调剂，就产生出多样的风格变化，其实就是作者性格、气质、品德的表现。同时，又发展了刘大櫆的“拟古”主张，提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为文章八要。学习古人，初步是掌握形式，进而是重视精神，才能达到高的境界。事实上，他的这些文学理论对于书法有借鉴作用。姚鼐以宋儒之学为治学之本，故指斥考据的汉学家为舍本逐末；但他也不废弃汉儒治经之长。《清史稿·文苑·姚鼐传》赞姚鼐“为文高简深古，尤近欧阳修、曾巩，其论文根极于道德，而探源于经训，至其浅深之际，有古人所未尝言，鼐独抉其微，发其蕴，论者以为词近于方，理深于刘”。可以这样说，没有在文学上的成功，他的书法一定会是平淡寂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