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吴翔

宋代文天祥《过零丁洋》有云：“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铜戈，是我国古代战场所使用的一种冷兵器。《史记》中载：“伏羲造戈，以铜铸之”，通常认为它是由原始生产工具石镰或者石刀演变而来。最早的青铜戈出现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早期，一直到汉代，它都是中国古代战场上使用最为广泛的兵器。它可啄、可推、可勾、可砍，在古代沙场上所向披靡，曾被列为车战五大兵器之首，在很长的时间内享有“铜戈一出，谁与争锋”的荣耀。

商周时期，车战是最为主要的作战方法，而铜戈的独特构造决定了它是最适合车战的兵器。战士在战场上挥戈时，戈的尖锋啄击力量比用矛直刺要大得多。铜戈还可以往回钩拉，这个特性更是当时其他武器所没有的。特别是在车战中，敌我双方的战车只在互相接触时才能交手，战机稍纵即逝，用铜戈钩啄则成为最有效的格斗方式。

作为我国古代一种具有击刺、勾啄等多种功能的木柄曲头兵器，铜戈构造一般为平头，横刃前锋，垂直装柄。其端首处有横向伸出的短刃，刃锋向内，可横击，又可用于钩杀；外刃可以推杵，而前锋用来啄击对方。其实，戈最初受石器时代的石镰、骨镰或陶镰的启发而产生石戈，原为长柄，后因作战需要和使用方式不同，其便分为长、中、短3种。后至商代有了铜戈，直到秦代作战时仍在使用。

铜戈盛行于商朝至战国时期，流行于商朝至汉朝。商周时期凡与战争有关的象形文字常绘有铜戈的图像，至今汉字中“武”“战”“戎”等字还均从铜戈，即渊源于此。且戈和干（盾）是商周时期士兵的标准装备，因此“干戈”一词就成为战争的别称或各种兵器的统称。铜戈的发现数量还很大，形制在不同时期和地区不尽相同。它是铜兵中用途最广的勾兵，是步骑佐战用于钩杀、啄杀战马和敌兵首级的致命武器，其造型曾让人产生无尽遐想，极具吞噬之力。

战国时期，四川地区除蜀族外，巴族兵器也有很大发展。因为两者风格基本相似，故其通称为“巴蜀兵器”。由于战国是巴蜀青铜文化的鼎盛时期，所以这时期的巴蜀青铜兵器，在数量、形制及装饰上极为丰富，体现了浓郁的民族特色与独特的艺术风格。

而巴蜀青铜兵器最具典型地方特征的，是动物纹饰和巴蜀图语组合。据相关专业人士统计，仅戈、矛、剑、钺四类兵器上的虎纹就有30多种，夔龙纹约10种，兽面饕餮纹约17种，鸟纹7种，蝉纹8种，人形纹13种，此外还有蛇纹、蛙纹、蜂纹、蚕纹、螭纹、鹿纹等，浅刻的象形符号则多达17类、180多个。而戈、矛、钺是巴蜀地区使用时间最长的兵器，其中尤以铜戈为甚。这是由于铜戈从商前期出现，延续到秦汉初期，贯穿了整个巴蜀青铜器发展始终的缘故。

这件“战国巴蜀鸟纹铜戈”（图1），是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馆藏珍品。它长19.6、宽7.6厘米，是1951年由卫聚贤先生捐献的。此巴蜀青铜兵器，古称“勾兵”，属攻击型兵器，用以钩杀。其援作锐角三角形，援本两穿，内一穿。两面均饰相同鸟纹。戈头主要分为援、内、胡、阑、穿五大部分。其中的“援”，就是主要的刃，用来钩啄敌人，是戈的主要杀伤部位；戈援上下都开刃，上刃用于撞击刺杀，下刃用于钩划、啄击。“内”，则位于援的后部，用来安装木柄，上面的矩形孔被称为“穿”。

这件“战国兽面纹铜戈”（图2），则为四川博物院馆藏珍品。它长29.4、厚1厘米，是1980年在四川新都马家乡出土的。其呈三角形，无胡，援身两面近栏处饰有兽面纹，中间有一圆穿，援末有二穿，内上有一菱形穿，穿后有纹饰。内口呈虎口状。援身阴刻巴蜀文图语，通体有虎斑纹。

而这件“战国虎纹铜戈”（图3），长25.2、宽13.6、高2.4厘米。1972年在四川郫县独柏树出土，现藏于四川博物院。其长援中胡，长方形内。近栏处有三穿。援后部至内两面饰半浮雕虎头，张口吐舌，口中一穿；虎身阴刻，延于内上，内中一穿。戈的一面浮铸一椎髻、腰悬宝刀之人。另一面阴刻巴蜀文图语。援脊下两面均饰滴水纹。“胡”，是援向下弯曲延长的弧形部分。

最后介绍的这件“战国巴蜀文字虎纹铜戈”（图4），长25.6、宽13.6厘米。该青铜钩击兵器，出土于重庆云阳李家坝，为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珍。其直援，方内，内有一穿，长胡三穿。两面各有浮雕状的虎头，虎耳向后伸至内上，张口瞠目，口含一条鱼，状极狰狞。虎身延至胡部，尾上翘，呈奔走状。援脊有一行巴蜀符号。

战国后期，由于冶铁业的发展出现众多铁质兵器，青铜戈也开始慢慢被铁戟替代。到了汉代由于车战的退出，骑兵和步兵的发展，铜戈使用价值逐渐减退。曾经风靡沙场的青铜戈，此时已被铁戟、铁矛所取代，成为仪仗兵器。西汉时戈的数量已很少，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从一些汉代墓葬中出土的青铜戈，大多装饰华美，这也表明此时铜戈已不再是沙场所用的实战兵器。东汉时曾经在青铜时代叱咤于古战场的兵器戈，随着铁兵器的广泛使用，已基本淡出军事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