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南京 王德安

达摩祖师

这几块瓷片上画的是同一位佛教人物达摩。达摩是古印度南天竺国僧人，南北朝时应邀来中国传经说法。达摩乘船渡海来到中国，崇信佛教的梁武帝亲往广州迎接至建康（南京）。梁武帝问：“朕自从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计数，这能算得有功德吗？”达摩直言相答：“并无功德。”梁武帝又问：“为什么无功德呢？”“你这不过是人天小果，如影随形，虽有非实，不是真功德。”达摩认为，佛家之旨在心不在口，再发经论，也称不上佛家上乘。只要人能明心见性，自然能够成佛，并不在于明白经文多少。他认为，梁武帝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凡夫世俗之心，满脑子都是想立功德的欲望，就如同心中有了漏洞，本来有的功德也会失去。

但是，梁武帝却并不醒悟，又接着问“什么是真功德？”“什么是圣谛第一义？”“和我应对的是谁？”等问题，达摩见话不投机，只说了“不知道”三个字之后，立即告辞出来，两人不欢而散。由于语言和认识的原因，达摩没能度化梁武帝。

后来，达摩飘然而去，折一枝苇叶渡江来到北魏的嵩山少林寺。达摩在那里面壁坐禅九年，成为中国禅宗的初祖。图1是万历年达摩苇叶渡江，图2是雍正年的达摩乘叶渡江。其实，瓷画后面有一个禅宗的故事。

达摩来建康时，有次听神光法师讲经，神光瞥见达摩形貌怪异，心中不悦。讲经结束后达摩提了个问题，神光又回答不出，就认为达摩是来乱法的邪魔，一怒之下将手中佛珠扔过去，正巧打掉了达摩的两颗牙齿。神光打了达摩后不久，就意识到达摩是掌握真理的人，于是匆匆赶到少林寺执意要拜正在面壁的达摩为师。达摩为纠正神光乱发脾气的恶习，对神光的跪求不予理睬，还给神光出了道难题：除非天上下红雪，方能收他为徒。不久天降大雪，当然雪不可能是红的，神光心中一急，抽出戒刀砍下自己的左臂，霎时雪被染红了。神光将红雪捧到达摩面前，达摩这才收他为徒，取法名慧可，并将四卷《楞迦经》传授给他，于是禅宗得以流传。慧可成了中国禅宗佛教的二祖。

达摩面壁和慧可断臂的故事在中国广为流传，明清的青花瓷画上估计有这个故事出现，不过我没见过。青花瓷的画意体现了那个朝代的思潮和信仰，这是被许多事实证明了的，这几片就很能说明问题。图3的这块是明代嘉靖年（1522年）的青花盘底，图2的这块为清代雍正年（1723年）的青花残盘。为何两个达摩形象不一，原来明代嘉靖皇帝笃信道教崇尚方术，连佛教的达摩祖师也被画成道士模样；图2的这块青花残碟，和传说不同的是达摩脚下的植物，不是苇叶而是菩提叶。他头上的光环和脚下的菩提叶，更说明雍正时期崇信佛教之盛。

失而复得红绿彩

将红彩与绿彩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对白釉瓷器进行装饰，低温二次烧成，则成了金元时期磁州窑系的创新。当然，它的成长发展离不开时代背景。宋代是个崇文重艺的年代，宋词中对红与绿的描写，形成了风靡一时的流行色。翻开宋词随处可见：“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照日深红暖见鱼，连溪绿暗晚藏鸟”“石榴半吐红巾蹙，又恐被西风惊绿”“小径红稀，芳郊绿遍”“红杏香中萧鼓，绿柳影里秋千”，还有脍炙人口的“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等。红绿彩瓷的发展表现了人们的与时俱进和对红加绿这组流行色的认同。

可惜红绿彩瓷器存世较少，连残片都难见踪影。我有一只元代红绿彩人物高足杯的残件（图4）。这一片是我20多年前在秦淮河疏浚工地捡到的，当时不懂以为是民国时期的残杯，在清理瓷片时被当作垃圾准备扔掉，但又不知往哪里扔，正好楼下车棚边有一小块空地，我就挖了个坑将一批淘汰的瓷片埋了进去。一年以后我偶然看到一本陶瓷图录中有一只元代红绿彩瓷把杯，与我埋葬的那块瓷片相似。我急忙跑下楼，“瓷片坟”上已长满茂密的花草，我拨开花草挖出被我遗弃的这片红绿彩。

这一片图案纹饰是画着一个人捧着酒杯，是何意呢？是李白还是吴刚？一说画的是月亮上的吴刚，吴刚又叫吴权，西河人。炎帝之孙伯陵，趁吴刚离家三年学仙道，和吴刚的妻子私通，还生了三个儿子，吴刚一怒之下杀了伯陵，因此惹怒太阳神炎帝，把吴刚发配到月亮，命令他砍伐不死之树——月桂。月桂高达五百丈，随砍即合，炎帝就是利用这种永无休止的劳动来惩罚吴刚。

而吴刚的妻子对丈夫的遭遇亦感到内疚，命她的儿子飞上月亮，陪伴吴刚，一个变成“蟾蜍”，一个变成“玉兔”。 吴刚每天伐树不止，千万年过去了，那棵神奇的桂树依然如旧，生机勃勃，每临中秋，馨香四溢。吴刚知道人间还没有桂树，他就把桂树的种子传到人间。于是人间就有了桂花酒。图中所绘正是“吴刚捧出桂花酒”，身后是他的玉兔儿子。

还有一说图中画的是李白，杯内心用红彩绘双圈，内绘着元代服饰的人物席地而坐，背倚一酒坛，左手下扶，右手举一高足杯。此图正是“李白饮酒图”，依据为身后是一个酒坛。

不管是“吴刚捧酒”还是“李白饮酒”，其红绿色的纹饰画法及呈色都显示出了红绿彩瓷烧造技法已相当成熟。两只高足杯所具备的地域特点和各项特征，可以断定这两件红绿彩绘人物纹饰高足杯应为元代中晚期景德镇烧制的。

明代青花飞纸鸢

青花瓷艺术在明代是鼎盛期，官窑民窑争奇斗艳。在纷繁的青花瓷画中婴戏图又独树一帜，不论官窑民窑均有表现。所谓婴戏图就是儿童嬉戏、玩耍的场面，其中儿童放风筝又较常见。

风筝是我国传统的运动游戏具，别名很多，亦称“木鸢”“纸鸢”“风鸢”“纸鹞”等，因其像空中摇荡的船只，所以又名“风槎”。也有称为纸鸱者。《北史·彭城王勰传》中说：“世哲从弟黄头，使与诸囚自金凤台各乘纸鸱以飞，黄头独能至紫陌乃坠。”又有《资治通鉴·梁太清三年》记载：“台城与援军信命久绝，有羊车儿献策，作纸鸱，系以长绳，写敕于内，放以从风，冀达众军。”谋士羊车儿把信息拴在风筝上，告诉援军，看来风筝不仅用于游戏还用于战争呢。

风筝多以竹篾为骨架，糊以纸、绢，系以长线，乘风而上。此物始见于春秋，流传至今。五代时，以其装有竹笛或弦，迎风可发出筝的鸣声，始称为风筝。

这一组青花瓷画上的放风筝，依次是成化年婴戏图碗底（图5）、天启年婴戏图碗片（图6）、万历年婴戏图残碗（图7）。三者虽都为明代器物，皆为放风筝，但意趣各不相同。有的在庭院中放风筝，从衣着和风筝的款式显然系殷实人家的子弟；有的风筝简易、衣着简朴大约为乡下孩子；有的孩子的衣裤都很整齐，大约属于学童。妙的是三块瓷片上的风筝形制各不相同，图5为圆形风筝，很可能装有笛弦响器；有的为菱形风筝；图7是两个孩子在游戏，一个在放有莲花和芦笙造型的风筝，一个手中抓着笔和墨碇。原来放风筝放出了一个科举吉语：毛笔、墨碇、莲花、芦笙，各取一字谐音“必定连升”。这说明明代的风筝形制各异，争奇斗艳，放风筝已成为民间普遍的体育游戏。

当把明代绘有婴戏图放风筝的瓷片摆开来，一下子就触动了诗的灵感 ：“历史／牵系一个死寂的年代／等春风出来／把明朝的满天风筝／喊醒……”又曰：“记忆的丝弦／挽起嘉靖的风／在童贞的天空／放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