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年这个字总是代表着某种绕不开的情结、某种复杂而难以尽言的味道。说起记忆中的年味，首先跳入你脑海的是什么呢？是那件期盼许久终于可以穿上的新衣？是大年三十晚上家家户户餐桌上那令人垂涎的团圆饭？还是孩童时代挨家挨户去讨要喜糖红包的欢愉？相信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不一样的答案。本期闽南文化，笔者通过几位不同年代市民的阐述，带着大家一起去看看她们记忆中的年。

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陈婆婆是个独立勇敢的女人，结婚没几年，丈夫因病去世，留下了四个年幼无知的女儿。丧偶、贫穷……这一连串的变故使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为了能够像普通人那样给孩子提供一个正常家庭的成长环境，要强的陈婆婆靠着卖蔬菜拉扯家中四个孩子，每天早出晚归，只有在临近年兜（除夕）的那几天，陈婆婆才会较早收摊回家开始置办起年货。对于那时候的家庭来说，置办年货并非像如今这样直接到商店去花钱采购，而是亲力亲为将那些龟粿粽一样一样地“变”出来。

60年代末，大多数的人家是没有煤气的，在腊月廿四左右，陈婆婆的四个女儿就会到山上去拾很多松子、干柴用来“起大灶”。黄昏时刻，收摊回家的陈婆婆，就将糯米放入大桶中浸泡直至隔天。捞起沥干后，陈婆婆用碾盘将糯米磨成粉，再加入简单的调料，就开始了一夜的炊烟。那时候的陈婆婆还很灵健，她把一年的辛苦、唠叨都置于那一笼又一笼的甜粿、咸粿之中，同柴火一起燃烧。四个女儿通常会在边上打打下手，午夜过后，女儿们上床休息，她便独自在厨房蹑手蹑脚地忙活着，端蒸屉、剪裹叶……做完这些富有闽南风味的软糯小食之后，已经到了腊月廿八廿九，为了满足孩子们馋了一年的味蕾，陈婆婆会杀上几只鸡鸭，还会到市场上买块肉，或做成醋肉、或做成冤枉炸，再装进吊篮里头。据陈婆婆回忆，这些腊月里储备的年货，往往要吃到清明前后。

王姐是陈婆婆最小的女儿。对于她来说，和母亲一起炊龟做粿的岁月是最为难忘的，但在成了家之后，就再也没体会过童年的炊烟，而有的是像陈婆婆那样的勤劳和独当一面。王姐嫁的是大家族，尤为讲究人情往来。从小的耳濡目染，王姐学会了做粿的好本领。每逢腊月底，她都要做上几十斤的甜粿、咸粿送给家族里的堂亲，家族里的堂亲们都非常喜欢她做的粿，有的吃了觉得不过瘾，甚至还会开口讨要呢。在嫁人之后，王姐还学会了很多新的本事，如灌肠、做腊肠等。这些技能在过年的时候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也让她在这个家族里收获了很好的口碑。张罗好这些世俗人情后，王姐还要操持除尘、敬地主、祭祖、准备“隔年饭”、开正、散正、拜天公……就这样从年兜一直忙到正月十五，只有等到元宵节过后，闽南人的这个年才算是真的过完了。谈及年，王姐更多的是在讲人情世事。

如今人们的生活条件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可是“年味”却逐渐淡化。

听母亲王姐讲这些从前的事，小陈眼里布满了懵懂。小陈生于90年代末，关于母亲讲的过年，她没有太多的印象。因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很多年货都有现成的，而且现在的人情往来也不局限于这些亲手做的年货。关于年的印象，小陈停留在年夜饭后，奶奶给的压岁钱以及那院子的璀璨烟火。

小陈每年的第一包压岁钱一定是奶奶给的，通常是50元。怀揣着这50元，小陈来到村里的小卖部买上些许烟花，感受人间烟火气。随后，她就拿着剩下的钱和小伙伴们到村里的游戏厅“挥霍”。因为王姐平时把小陈看得紧，不让她碰一点游戏，只有除夕的那个晚上，她才是自由的、放纵的。

尽管这些年，总有人在感慨如今的年味越来越平淡，但当一场病毒袭来，全民只能宅家过年，才明白原来街道上川流不息的人群也是一种鲜活的年味；原来那些好像并未引起眼帘惊艳的灯笼，也是一种喜庆年味；原来兄弟姐妹齐聚在一起闲聊，也是一种朴实年味！

（陈嫣兰 李荣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