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长沙 何锦

光华商店，是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银行经营管理的商业机构。1938年3月，其由边区合作总社与光华书店合并成立，余建新任经理。6月，边区银行以光华商店名义发行5种不同币值的代价券。1940年，还发行特殊面额一种，在边区市场流通。光华商店成立之初，启动资金仅5万元法币，但贸易额达400万元法币；1939年，资金增至法币50万元，贸易额达1000万元；1940年，资金增至120万元法币，贸易额达2000万元法币，发展迅速。光华商店以采购党政军的供给物资为主，同时对外营业，供应市场部分商品。1941年2月，边区政府贸易局恢复，延安光华商店划归贸易局管理。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使得延安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和金融环境皆发生了巨变。由于国民政府兑换给边区的辅币数量较少，难以找零，给流通带来不便，满足不了边区市场的需要。而边区的百姓大多是贫苦农民，大家的日常开销更需要小面额的货币。边区政府需要想办法应对大额法币无法在边区流通的难题。

1938年4月1日，陕甘宁边区银行接收陕甘宁贸易局（内称合作总社），与原本通过经营书籍和文具为边区银行积累资金，同时面向边区百姓销售日常所需商品的光华书店合并，建立光华商店，并负责光华商店的经营管理。光华商店总店设在延安，是这一时期仅有的一家公营商店。它成立的主要任务：一是购入边区必需的商品物资，如边区急需的布匹、棉花、纸张、文具、通信材料、五金等物资供给边区机关、部队、学校、群众。二是组织边区的食盐、皮毛、药材等土特产品出口。三是平抑物价。光华商店的商品销售价格比市场价低10%至20%，货真价廉，承担调剂边区物资供应、稳定物价的重要职责。

1938年6月，陕甘宁边区银行借光华商店的名义，发行了一批小面额的代价券，作为法币的辅助币在市面流通。两种货币在市面上并行流通，法币能买到的东西，代价券也能买到。而且百姓可以按照1∶1的比率兑换法币和光华代价券，这下就方便了边区的日常小额交易。此批代价券一经发行，马上就受到欢迎，并被边区群众称为“光华票”。1938年发行第一批，共有5种面额。其中第一种贰分券纵44、横71毫米（图1），第二种伍分券纵54、横86毫米，第三种壹角券纵92、横48毫米，贰角券纵98、横56毫米（图2），第四种伍角券纵65、横125毫米。在光华票的辅助下，边区经济逐渐复苏。

光华代价券的发行，却引来国民政府的责难和诬蔑。边区政府为此郑重答复国民党当局，并多次发电、复函说明理由，进行有理有据有节、不屈不挠的斗争。1939年1月8日，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以林伯渠名义致电国民党当局，指出“边区境内，零星辅币万分缺乏，经各地商会等向边区政府申请，准许光华商店发行2分、5分、1角的代价券，原系暂时权宜便民之计，而且流通范围，只限陕甘宁边区。发行以来，因准备充足，深得人民信仰，并无武装部队强迫使用事情”。

尽管“分”“角”面值的货币有了，但以“元”为单位的货币却仍然空缺。因此在1940年，第二批光华代价券对外发行。其中一种为伍角券，纵52、横122毫米（图3），两张即为壹元。另一种柒角伍分券，纵56、横129毫米，更不失为中国货币史上的一个亮点（图4）。两张柒角伍分就是壹元伍角，四张就是叁元。它们再次补充了边区货币的面额空缺，真正激活了边区经济。1940年10月，光华印刷厂在延安市场沟的山坡上开印。印刷厂作为掩护，印钞厂才是真身。在各方的努力下，光华代价券如同主动脉旁的毛细血管，为革命和民生输送金融血液。但是在这场金融战中，法币仍然是边区金融的主动脉，边区金融业在夹缝中求生存。

边区银行起初严格控制光华券发行量。至1938年底，共发行10万元，1939年发行31万元。1940年下半年起光华券发行量逐步增大，共增发光华券200多万元。光华商店由于经营有方，业务快速发展，1938年至1940年，陆续建立了三边、绥德、庆阳、关中、盐池、曲子、庆阳、甘泉等8个光华商店分店。从1938年6月光华券开始发行，一直到1941年2月陕甘宁边区银行币发行，光华券共流通两年九个月，累计发行430多万元。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关系恶化，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对于边区军民来说，法币只进不出，经济严重失调。1941年1月28日，边区政府决定由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边区银行币，简称“边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