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长沙 何锦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在中共中央号召下，各抗日根据地在经济环境极端困难下在各自辖区发行以本区贸易公司牵头的货币。为发展边区经济建设和抗战需要，1944年乘抗战进入反攻阶段之际，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在该区银行内发行贸易公司流通券，以此逐步取代边区银行券。明确规定陕甘宁贸易公司流通券为边区本位币，纳税交易等经济事务一律通用，且在票券设计以竖式版本出现，以示与横式版本边币区别。

1943年下半年，因棉花和粮食十分短缺，带动边区整体物价齐涨、猛涨。面对国民党当局经济封锁、边区入超严重的经济局面，发展生产是当务之急。1944年3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派陈云为西北中央局委员并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主持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陈云上任后，有效执行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在金融、贸易上都实行了一系列创新举措，彻底扭转边币贬值、贸易入超经济领域的被动局面。

5月23日的西北财经办事处会议采纳陈云的建议，作出《关于发行商业流通券的决议》，决定发行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以此整理金融、活跃市面。此流通券名义上为贸易公司，实际上仍由边区银行发行。《决议》规定商业流通券票面分为50元与10元两种，1元相当于边币15元，与边币比价固定不变。流通券发行后实际比价为每元折边币20元。自1944年7月1日开始发行，1948年1月停止。

而在1945年前，流通券发行有5元、10元、20元、50元、100元、200元、250元、500元8种面额11个币种；其中5元、20元、500元各发行2个币种。1946年则发行1000元1种面额2个币种。1947年还发行2000元和5000元面额2种。共计11种面额15个币种。

其中面值5元、10元（图1）、20元、50元、100元、250元流通券，正面四周均镶以几何图案花框，四角印有汉字面额，上首印有“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两行楷书字体，中间花符书写面值，下首印有陕甘宁边区银行正副行长叶季壮、范子文红色行书签名，并印有发行日期。而200元券，主图印有延安宝塔山（图2）。两种500元券，主图分别为万里长城（图3）、大会堂。两种1000元券，主图分别为农民收割（图4）、楼房图（图5）。2000元和5000元面额的，主图则分别印有宝塔山、岗哨图（图6）。

除了背面主图为大会堂的5000元面额流通券（图7）以外，其它券背面还都印有四项发行说明：一、此券业经陕甘宁边区政府批准发行并布告全边区境内所有纳税交易还债等一律通用。二、此券规定应相当陕甘宁边区银行票币贰拾圆并得与陕甘宁边区银行票币互相兑换。三、此券以贸易公司及其所属西北土产公司、光华盐业公司、运输公司、南昌公司之全部财产作为基金，并由陕甘宁边区银行加以保证。四、此券得照章兑换法币，其兑换事宜概由陕甘宁边区银行分支行及其所属货币交换所代理之（图8）。

1944年至1945年，边区政府多次发表布告、通令、通知等文件推行流通券。1944年7月29日，中共西北局常委会发出《关于发行商业流通券致各地委电》，指出：“一切党政军机关的供给部门：公营商店、合作社、贸易公司以及一切财经税收机关均须用全力来支持流通券，并帮助其建立信用。”“对法币、白洋，必须在稳定与推广边币及流通券基础上继续采取打击政策，凡我财经部门及公营商店均一律以边币计价，拒用法币、白洋，一切出口货均收边币、流通券，只有在外商找不到边币、流通券情况下才折收法币。在群众中也通过适当方式，宣传政府法令，禁止使用法币、白洋，使法币、白洋市场缩小。我们为了不让法币、白洋占我边区市场，宁可使法币、白洋流入银行，再由我们有计划地抛出边区境外。”

1944年6月以后，边币和法币的比价基本上稳定在8.5∶1左右。12月以后，流通券作为边区银行的特别放款，投放运用收购盐和土产，支持对外贸易。1945年5月1日，西北财经办事处发出《关于统一货币单位的通知》，正式确定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为陕甘宁边区本位币，边区银行以商业流通券每元兑换20元边币的比价陆续收回边币。

1947年底，陕甘宁边区银行与晋绥边区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西北农民银行，统一发行西北农民银行货币后，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逐步停止流通。而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流通券是抗日战争特殊时期特定发行的红色货币，流通时间较短，现存世量少，是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红色货币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