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成都 肖伊绯
影印前苏联公藏《金本诸宫调刘知远》
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北平琉璃厂的古旧书店大多生意兴隆，各有各的主顾，各有各的门路。其中，来薰阁以收售学术价值较高的古本秘籍，远近闻名，登门求书者络绎不绝。当时的来薰阁，不但在古旧书籍的收售生意上，如鱼得水，得心应手，还特别留意影印一些学术价值较高的古本。遇有珍本孤本，即便是属于海外公私藏书，无法收购至店中，也必想方设法影印数部发售，借此嘉惠学林，以广流传。
1937年春节，来薰阁以珂罗版影印一部《金本诸宫调刘知远》，原书珍藏于前苏联莫斯科研究院。影印本精致清晰，以传统习见的“线装本”（售价八角），与时不多见的“蝴蝶装”（售价一元）两种装帧方式面市，可谓雅俗共赏、丰俭由人。
“蝴蝶装”是始创于唐末五代、盛行于宋元时期的一种书籍装帧方式。这一装帧方式，就是将印有文字的纸面朝里对折，再以中缝为准，把所有页码对齐，用糨糊粘贴在另一包背纸上，然后裁齐成书。以这种方式装订而成的书籍，翻阅起来就像蝴蝶飞舞的翅膀，故称“蝴蝶装”。“蝴蝶装”只用糨糊粘贴书页，与后世通行的“线装书”不同，这样的装帧方式虽不用线，却很牢固，亦颇美观。
须知，《金本诸宫调刘知远》原本即是金代所印古本，此书行世之际，正是盛行“蝴蝶装”的宋元时期，来薰阁以“蝴蝶装”来装订影印这一古本，既颇得古意，典雅合宜，也凸显出难能可贵的专业精神。
暂且抛开这一独特的“蝴蝶装”样式不论，无论对于时人还是后世读者而言，面对这样一部“奇书”，恐怕还会心生疑问，即影印前苏联官方所藏珍本古籍，来薰阁究竟是如何做到的？为此，不妨细读一下书末附印的两页来薰阁掌柜陈杭（1902—1968，号济川）所撰跋文。且看跋文开篇即这样写道：愚居书林，日日过眼经手，一袭成规，于年代则贵旧而贱新；于造作或重写稿，或宝绣梓，无暇究心内容，但以物稀贵耳。一日得此照片，检诸各家著述，知是金本，亟为上石以广流传。盖上海生活书店发行郑振铎先生编印《世界文库》第二册有《刘知远诸宫调》一种，即据此摆印者也。
应当说，陈杭在跋文中道出了古旧书店的“成规”，即对古籍首先看重的是其印制的年代，所谓“贵旧而贱新”是也；其次则看重稿本与有版画插图的古籍，而很少去关注古籍的内容本身。某日，陈杭得到此“金本”《刘知远诸宫调》的照片，查阅文献之后，发现这个版本乃是金代的版本，极为稀见，遂决定将其影印出版，以广流传。在当时古旧书店唯宋版书“马首是瞻”，普遍“佞宋”的风气之下，这样一部与宋版书年代相当的金代（1115—1234）刻印的古籍，虽亦属极为珍罕的古籍，可其刻印水准并不算特别精湛，与同时代的宋版书相比，有着一定差距，且书中也并没有什么特别引人瞩目的版画插图，缘何能让这来薰阁掌柜不再“一袭成规”，决意要郑重其事予以影印出版呢？
陈跋开篇首段之后，紧接着即是两段郑振铎对“金本”《刘知远诸宫调》的介绍，这一版本历史地位与学术价值可谓一目了然。末了，陈跋仅以两句收束，即告结尾，文曰：“谨录郑先生序文作为说明，考证研究，学者所有事，愚无能焉。中华民国二十六年春节，南宫陈杭识于北平琉璃厂来薰阁。”
据此可见，陈杭对郑振铎的介绍是完全认同的，且以自己身为古旧书商“无暇究心内容”“愚无能焉”为谦辞，结束了这样一篇仅有两页内容，且仅有开篇结尾数句为陈氏本人话语，其余大部皆为引用“郑先生序文”的跋文。
遥想当年的国内读者与研究者，案头置备《世界文库》丛书第二册与一部《金本诸宫调刘知远》，排印本与影印本两相参看，既有目睹海外孤本真容之眼福，又有逐字转录的文本可予对照，实在是令人欣快无比的一桩赏心之事。
二十年后，1958年8月，文物出版社再次以珂罗版影印了此“金本”《刘知远诸宫调》。只不过，这一次主持影印，为影印本写跋文的不再是陈杭，而是郑振铎。此本印量达1200册，这在当时算是相对较多的印量，可以为更多的国内读者与研究者所购置，也因之流传更为广泛。六十余年过去，如今的一般读者与研究者，提及《刘知远诸宫调》的早期版本，也大都即以此本为准。能够知晓在此本诞生二十年前，已有来薰阁的“蝴蝶装”影印本面市者，恐怕并不太多。
值得一提的是，时至1940年10月，陈杭又于上海三马路（今汉口路）设立来薰阁分店，郑振铎在此经常出入，为委托购书或寻书事多有往还，乃是店中常客。郑氏日记中，屡有提及来薰阁，如在其残存的1943年日记中，就不时见有“过来薰阁，遇郭石麒……”“至来薰阁小坐……遇朱遂祥”，“至来薰阁，遇汪由伯，闲谈久之。见书堆中有《敦煌随笔》一部，即取阅”等相关记录。
事实上，这里已然成为郑振铎蛰居海上期间的一个重要去处和活动中心，其寻购古本、鉴藏古籍以及相关学术活动均以此为据点展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郑氏因发表抗日言论受到日军通缉，来薰阁还曾冒着极大风险，将其隐藏于书库之中，以此来躲避日军搜查。此外，郑氏编印的《中国版画史图录》《诗余画谱》《顾氏画谱》《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长乐郑氏汇印传奇》等书，也曾委托来薰阁书店经销。从这些情况综合考察，来薰阁印行《金本诸宫调刘知远》，可能也确曾得到过郑氏的帮助与支持，至少是在其影响之下，方才付诸实施。
影印日本学者私藏《新刊全相成斋孝经直解》
1938年春，“七七”事变之后，已经沦陷于日军铁蹄之下的北平城，琉璃厂的古旧书店大多凋敝，唯有来薰阁在掌柜陈杭的多方周旋与苦心经营之下，尚可维持。
这一年春，来薰阁影印了一种名为《新刊全相成斋孝经直解》的古本，原书乃是元代刊印的孤本；与一年前影印《金本诸宫调刘知远》相仿，仍是珂罗版影印原本，为“线装本”与“蝴蝶装”两种装帧方式，书末亦附印跋文一篇两页。
在影印原本的末页，特意附印一把公制直尺，以此展示古本原尺寸。此外，影印本中有钤盖“来薰阁印”与“陈杭”的公私印鉴者，此种钤印本或为特制版本，或属“非卖品”。
此次影印的古本，既不是中国藏书家私藏，也不是国内图书馆公藏，来源仍是海外，且还是日本学者的私人藏书。这在当时中日交战的时局情势之下，难免会令人别有一番揣摩。
原来，《新刊全相成斋孝经直解》原书为日本学者私人藏书，陈杭获得原书照片后，在友人“怂恿”之下，“亟付影印”。再看上述600余字的陈杭为影印本所撰跋文，引述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1902—1980）的版本介绍达400字之多；与一年前影印《金本诸宫调刘知远》时所撰跋文大量引述郑振铎介绍相仿，陈杭依旧是一番谦谦君子、谨言慎行的风度，只是尽可能征引知名学者的相关评判附印于书后，自己对古本价值从不多言。
美国汉学家贾德纳与来薰阁影印本
美国汉学家贾德纳（1900—1966）曾在来薰阁购得《孝经直解》影印本，将其作为新年礼物送给友人。据著名学者杨联陞（1914—1990）忆述，上世纪30年代，贾德纳是哈佛大学远东语文系助教授，照例有一年休假进修，到北京时全家就住在南池子，1939年方才返回美国。（详参：杨联陞《哈佛遗墨》，商务印书馆，2013）因此，贾德纳购得《孝经直解》影印本的时间，应当就在其返美前夕。
新近发现的一部《孝经直解》影印本中，夹有一页贾德纳的留言条，留言内容乃是向友人介绍此书并赠书致意，显示出这位美国学者对此书的珍视与喜爱。
《新刊全相成斋孝经直解》一书，乃元代著名文学家、散曲家贯云石所著，日本学者所藏元至大元年（1308）建安刊本，实为海内孤本，至可宝贵。此书的来薰阁影印本，自面市八十余年来，因再无其它影印本出现，堪称国内之“孤本”。如今，研究儒学，探研《孝经》版本流变，这一影印本仍是唯一可参照的文献。从此意义上讲，来薰阁在抗战期间影印海外古本之举，着实是为中国学术发展作出贡献，为中国文化传承倾尽一己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