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长沙 沙伟

牛是最早被人类驯养的六畜之一。文献记载，牛曾经是先贤圣人的坐骑，黄帝服牛乘马、老子骑牛出关、孔子坐牛车周游列国的故事已成为经典。从考古发掘看，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我国就发明了牛车。它最开始是老百姓用来拖拉柴火的，但到了东汉末年，高级牛车开始流行。当时牛车和马车都有，不过相比较而言，马车的车厢较小，速度较快，由于道路不平坦颠簸得厉害；牛车的车厢较大，行进的速度较慢，乘坐牛车相对舒适。至此，牛车逐渐成为官员、贵族乃至皇帝的主要代步工具，且东晋、齐、梁的车舆制度中，还规定了乘坐牛车的贵族等级和使用范围，崇尚牛车之风盛行。而陶牛车都是古墓里出土的明器，可能是墓主生前就喜欢用牛车，死后也要享受“牛车”。

先秦时期，牛车被看作“平地往载之具”，只用来拉笨重的东西。汉代人已把牛车作为交通工具，有些将军重臣偶尔都会乘牛车出门。《史记·平准书》说西汉初年“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史记·五宗世家》说景帝平七国之乱后，“诸侯贫者或乘牛车也”，都把牛车当作规格较低的车。东汉初年牛车的地位仍无变化，甚至有太守以乘牛车而得咎；到了晋代，人们乘牛车出行才蔚成风气。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皇帝、官员马车、牛车并用，牛车较多地成为出行车辆。其中，西晋到北朝，一定品秩以上的官员及太子享受给车、赐车、加车待遇，有些是牛车。《晋书·舆服》记：“诸公给……皂轮犊车各一乘。”犊车即牛车。又记：皂轮四牛车，“诸王三公有勋德者特加之”。驾牛的油幢车，“王公大臣有勋德者特给之”。驾牛的云母车，“以赐王公”。驾牛的通幰车，“诸王三公并乘之”。南朝齐梁时期，太子常乘驾牛的画轮车。二千石四品以上及列侯，皆给驾牛的轺车。诸王、三公有勋德者特加皂轮牛车。王公加礼者，给牛车。南朝齐代，尚书令、仆射、中书监、中书令、尚书、侍中、常侍、中黄门、中书、散骑侍郎皆乘驾一牛的轺车进入宫廷办公。北魏在熙平元年制定车制，庶姓王侯、尚书令仆以下、列卿以上给驾马轺车，或乘牛车。正、从一品官及仪同三司至七品官都乘牛车。不仅史书中有不少当时人用牛车的记载，考古发现的这一时期的陶牛车模型更为多见。这些都显示了牛车是盛行一时的交通工具。

如1987年出土于濮阳县西水坡遗址西晋纪年墓、濮阳市博物馆藏的西晋元康二年（292）陶牛车（图1），通高22.8、带辕通长39厘米，牛高14.2、首尾长24.5厘米，为泥质灰陶胎，手、模混制成型。双轮棚式车，车棚两端下垂部分稍长。车轮十二辐，双长辕。牛呈站立状，体形硕壮，平首，短角，嘴微张，四腿粗短。原饰有白色彩绘，现部分已脱落。

又如1955年山西省太原市圹坡张肃俗墓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的南北朝陶牛车（图2），高31.2、牛高23.2厘米。车辆有圆拱篷，车厢短宽，前面有栅栏，车厢入口在后部，无门。由此可见当时牛车装饰精美、以漆画轮毂，车顶部从前到后由木杆支起巨大的篷幔，车厢和驾牛都在巨大的篷幔阴影之下，防止阳光暴晒。车厢两侧有精美栏杆，车前开窗，车后有门，两侧封闭，留出通风气孔，设计科学而精致。

魏晋南北朝及隋至初唐，陪葬明器中既有马也有车，前者多是为男性提供的，后者则是为女性准备的。牛车在隋朝使用很普遍，唐朝刘子玄也说：“魏晋已降，迄于隋代，朝士又驾牛车”。其中为女性提供的牛车，取其行驶稳健，无颠簸劳顿。此外，魏晋时期文人士大夫以牛车为清玄高远的标志，乘坐牛车遂为时尚。墓室中牛车的大量出土既是墓主人出行的生活写照，也是社会思潮的具体物化。像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这件隋代陶酱黄釉牛车（图3），高41.5、长53厘米。牛四足直立，昂首前行。牛车以酱黄釉为主基调，车身塑造写实，给人真切之感。底座、车轮、车篷、牛均为单独制成后黏结而成。

1957年河南省三门峡市唐墓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的唐代青白釉瓷牛车（图4），高11.6、长8.9厘米。这辆青白釉瓷牛车小巧精致，牛头部向上，双腿并立，似乎不愿前行。旁边一驭者似正在安抚它，车厢内坐着一位年轻女子，关切地注视着外面的情形。车厢前面有挡板，后面有门可供开启，顶棚前后出檐，上施褐色釉，生动地表现了唐代乘牛车出行的情形。

这些陶瓷牛车文物，对研究华夏古代车舆的演变，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