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长沙 文亮

公元10世纪初，发源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契丹族，在华夏北方建立了一个强盛的王朝，史称“辽”或“契丹”。在辽王朝历时200余年的统治时期内，其创造了独具地方色彩和民族风格的文化。而以实用为主兼具装饰美感的陶瓷制品，就是其重要的内容之一，并有“中国陶瓷史上的一枝奇葩”之誉。

辽代的陶瓷，主要包括在辽王朝辖境内烧制的瓷器、釉陶器、素陶器等。其造型装饰与工艺技法，不仅保留契丹的传统元素，而且广泛吸纳了中原及其他域外文化的优秀成果。其中著名的鸡冠壶、长颈瓶、鸡腿坛、海棠盘等，造型独特，工艺质朴，即为辽代陶瓷中的代表性品种。目前博物馆里常见的碗、盘、碟、盏等辽代陶瓷，则不但彰显出中原诸窑系的特征，而且富含了粗犷大气和率真自然的本土风格。且更有承袭唐三彩工艺传统的“辽三彩”，图案简洁、彩釉明丽，更是将中国古代低温釉陶技术推向另一高峰。

鸡冠壶是辽代特有的陶瓷器型，亦称“马镫壶”“皮囊壶”。它是模仿契丹人经常使用的皮囊容器的样式烧制而成陶或瓷壶，因壶的上部有鸡冠状孔鼻而得名。辽代鸡冠壶以三彩居多，多为绿、黄、白单色釉；因与唐三彩相似，考古学界将其称为辽三彩。辽三彩虽然整体质量不如唐三彩，却富于强烈的地域特色和时代特色，体现了契丹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汇融合。图1所示这件辽代绿釉贴团龙菊花纹双孔鸡冠壶，高29.8、腹径18.8×12.2厘米。其器身扁体垂腹，底部内凹。管状短流，双鼻孔梯，鼻孔外侧塑贴坐猴。红陶胎，施绿釉不及底。器表双面分别模印贴饰龙纹和菊花纹，并配以划花卷草纹。

辽代长颈瓶也是具有典型契丹民族特色的陶瓷器类之一。考古发现的长颈瓶是辽代陶瓷中的典型器，多数出土于墓葬中，是直接承袭契丹长颈陶壶而来，且盘口是辽代长颈瓶器型的最突出特点。而盘口长颈注壶是壶式之一，流行于辽代，它有两种形式，一为无把注壶，一为有把执壶。它们均为大盘口，短流，细长颈，宽肩，鼓腹下敛，器身圆肥。

图2所示是一件无把的辽代白瓷盘口长颈注壶，口径10.7、腹径14.2、底径8.2、高27.7厘米。其盘口，折沿，竹节形长颈，管状直流，硕肩，下胫部内收，圈足外撇。肩饰一条凸起棱线。白瓷胎，胎质坚致细腻，外施白釉，莹润洁白，底足露白胎。长颈瓶中的盘口类大器在辽代早期多为运水器，是一种纯粹的实用器，充分反映了契丹人的生活习俗。辽代晚期，长颈瓶多演化发展为喇叭口状，器身修长，形制美观。从这些造型变化因素上分析，长颈瓶除原有的实用功能外，亦增加了陈设功用，体现了契丹民族从游牧生活向定居生活转变的过程。

辽三彩是辽代生产的低温彩色釉陶制品。它器型中的方碟、海棠花式长盘、鸡冠壶、筒式瓶等，富有契丹民族的风格。其中赤峰缸瓦窑烧造量相对大一些，所烧三彩釉陶器胎质细软，呈淡红色，釉色娇艳光洁，可与唐三彩媲美。它的装饰手法有印花、划花两种，大凡盘、碟采用阳文印花，琢器采用划花。与唐三彩的区别除胎土不同外，主要是辽三彩中无蓝色，施釉不交融，釉面少流淌。图3所示是一件辽代三彩印牡丹蝴蝶纹海棠盘，高2.1、口径30.1×17.9厘米。器呈八曲海棠花式，宽折沿，斜直壁，浅腹，平底。粉红色陶胎，胎质细腻坚致，挂白粉衣，外壁黄釉，盘内施三彩釉。折沿印卷草纹，内心印绿叶牡丹一朵，两侧衬以对飞的蝴蝶，以白釉为地。其造型优美大方，纹饰富丽生动。

辽代窑工将中原地区成熟的窑业技术与本土工艺审美相融合，就地取材，创烧了独具特色的釉陶器和素陶器。其中，白瓷深受定窑影响，工艺最为精湛；单色釉陶器属于传统的低温铅釉系统，以黄、绿釉为大宗；白釉绿彩器和白釉黑花器颜色对比鲜明，纹饰率意别致，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辽三彩集黄、绿、白三种彩釉于一体，艳丽明快，是辽代陶瓷中最华丽的品种；未施加任何釉彩的灰陶器承袭了北方地区原始灰陶的工艺传统，制作朴拙，造型生动，反映了契丹族师古却不泥古的创造精神。

图4所示这件辽代青瓷飞鱼形水盂，更是有着别具一格的特点。它高9.3、长14、宽7.3、底径4.4厘米。器呈飞鱼形，鱼上颚翻卷，尾部高翘如船，穿出双翅，圈足平底。尾与翅周边饰圆形小水珠，全器如一条刚出水的游龙，披鳞展翼，腾空而起，意态生动。瓷胎坚韧洁白，器表施青釉，晶莹透澈。

以上辽宁省博物馆藏的辽代陶瓷，虽为其代表作中的沧海一粟，但它内蕴的契丹民族的文化审美、装饰韵味和精神力量，却对草原文明的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