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孙东耀

广州西村窑是北宋时期广东著名外销瓷窑口之一，其产品在国内很少发现，而在东南亚有一些器物出土和出水，可见它是以生产外销瓷为主的瓷窑。1952年在位于广州西村增埗河东岸岗地上发现其窑址，根据随后的考古发掘和与其他地区器物对比，学者推断西村窑为北宋时期的窑（也有西村窑源于唐、盛行于五代和北宋的说法）。《广州市文物志》对宋朝西村窑的介绍：“产品中的橄榄青釉印团菊和缠枝菊纹的碗、盏、碟、大盆，无疑是仿耀州窑器制成，而周边刻花，盆心绘酱褐色釉菊纹或牡丹的青白釉大盆，则是西村窑特有的产品。”由于同时期还有比较类似纹饰、器型和胎土的窑口，比如像惠州东平窑，所以笔者以几件在印度尼西亚海捞瓷——典型西村窑的藏品为例，说明北宋西村窑的鉴赏要点，领略至今发现的北宋时期生产的最大的盆，藉此抛砖引玉，让1000多年前著名青瓷产地——广州西村窑的器物再现昔日风采。

日本学者通过研究埃及福斯塔特遗迹出土的瓷片得知，除了唐及五代邢窑白瓷外，早在11世纪早期，潮州笔架山窑、广州西村窑陶瓷器已出口到埃及一带，所以陶瓷器出口到距离广东更近的东南亚国家应更早些。据2010年中山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人员对西村窑彩绘瓷无损分析检测结果得知，此类青瓷依然使用草木灰作助熔剂，所以此类瓷器生产年代应不晚于北宋。在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一带就有不少收藏人士把此类海捞瓷叫“晚唐”西村窑瓷器，按照中国当前研究成果，一般认为广州西村瓷器烧造始于五代、盛于北宋，南宋后开始没落。为严谨起见，还是把此类瓷器生产年代定为10世纪最准确，保守地定为北宋，比如在印尼客家博物馆中有一个盆（图1），就标为“北宋”。

印度尼西亚国家博物馆也有一件内底用黑褐色绘牡丹、外壁画叶纹的盆（图2），有人称其为洗，笔者认为，洗是文房用具，初始就是用于洗涮毛笔，而北宋西村窑的产品就是民间使用的实用器，所以还是用它的实用功能盆为妥。

下面两件是笔者的藏品，1.广州西村窑墨彩青瓷盆（图3，现已经捐赠给母校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口径22.2、底径7.2厘米，内外旋纹，底足内墙外削、外墙直削，器底见火石红，内底用墨彩绘菊纹，外底用墨彩书写“柯”字。由于在海中浸泡上千年，清洗后尚留有贝壳残存痕迹，稀薄青釉已所剩无几，用手指划触即可脱釉。胎土细白略显灰色，胎质细密，盆内底用褐彩，自然流畅地绘出菊花纹图案。器物整体施釉不到底，胎土致密，根据敲击发声判断，烧制温度不太高。盆内一圈旋纹，为整个图案增加不少灵动的感觉，盆口采用实用的折沿，即使盆中所装之物温度很高，手持盆沿也不会烫手，即易持而不烫。整体敦实稳重，是一件难得的实用品。2.广州西村窑墨彩青瓷大盆（图4），口径33.1、底径13.3、高9.6厘米。

此类广州西村窑海捞瓷特点：朝代跨度小，从五代到宋，生产时间200年左右；存世完整器物大都是海捞器物，在海外出土的很少；以日常用品为主；采取釉下黑褐彩的装饰技艺；施厚薄不均的釉；卷边圈足。釉下彩绘，线条画法潇洒自如、粗放简练，一气呵成，不做修饰，笔画挺拔有力，寥寥数笔就绘制出一朵大菊和大叶，尽显自然奔放特色，再结合内外壁旋纹，整体结构层次错落有致、色彩对比明显。

这件盆是印尼西村廖内的海捞瓷，在海中浸泡近1000年，盆内外釉层已经所剩无几，在盆底黑褐色处，用80倍放大镜观察发现：表面五颜六色杂质很多，表面无气泡，似乎被杂乱无序的一片片厚薄不均、大小不一又相互连接类似棉絮样的晶体所覆盖，结晶体颗粒硕大、分布密集。

通过这两件藏品的比对可知：西村窑盆的直径22—35厘米，折沿，浅弧腹，圈足。折沿内壁与弧腹交界处出现一圈旋纹，内壁底部用墨彩绘制一朵大菊和大叶，下笔潇洒自如、粗放简练、一气呵成。在内壁的中上部分再划出一圈旋纹，贯穿墨彩绘制图案最上部的花叶或枝干。施釉不到底，也有施釉到底的情况。圈足制作工艺也不尽同，有的外墙垂直、内墙外撇，也有的采用内外足墙斜削，形成倒三角的形状，足底细圆，还有窑裂。胎土杂质较多，白中显灰、不够细腻。这类青白瓷用划刻加黑褐色彩绘制图案，也有采用印花、刻划花。

据冯先铭主编的《中国陶瓷》所述，北宋时期能生产出口径在32—35厘米大盘的窑口，北方除河北定窑，就是广州西村窑了，因为这和当时烧制技术及配料、成型等因素密不可分。当1998年黑石号沉船的瓷器被打捞出来后，一件高达1米的西亚风格长柄高足壶带来不少惊艳，它是河南巩县窑产品；2004年印尼爪哇井里汶沉船中出现一个直径约40厘米的越窑盖盒，上面这段文字可能要进行修正，虽然至今未发现北宋前巩县窑、越窑超过35厘米的大盘，但它们绝对有能力烧制这样的大盘，所以上文应更新为“当前能见到的北宋时期口径在32—35厘米大盘的窑口，北方除河北定窑，就是南方的广州西村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