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的孟尝君礼贤下士，有三千食客，都是各方面有专长的人才。有一次，他想请一门客到他的封地薛邑收回被农户长年积欠的租税，因会得罪人而没人愿意前去。“弹铗归来”的下等门客冯谖自告奋勇前往，他去了之后非但没有收回租税，反而把农户的欠条一把火全烧了。

回来复命时，孟尝君奚落了冯谖一顿。冯谖没有生气，反而说：“先生，您不缺钱，不缺吃，不缺人才，缺的是一个‘义’字！薛邑是您的封地没错，但您却长期只知道收租索取，不知道体恤他们，我虽然一把火把契券烧了，但是却为您在薛邑买回了‘义’啊！我这一行动有没有用，您今后就会知道。”

后来，孟尝君受人诬陷，回到他的封地薛邑，受到民众热烈欢迎，民众也主动交纳了长年积欠的租税。再后来，孟尝君又得到重用，再任齐国国相。

这就是“冯谖市义”的故事。

“仁义礼智信”是儒家倡导的“五常”。“义”在儒家学说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什么是“义”？义者，合乎公正、正义或公益的道理、举动和情谊。很多人只把“义”理解为“江湖义气”，把《三国演义》中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看成兄弟义气的典范，把关羽对刘备的如山情谊看成结拜兄弟应有的情义。

殊不知，“桃园三结义”中，关张尤其是关羽看重的是刘备乃汉室后裔，有着匡扶汉室的远大志向。关羽心中也一直存有汉室而无其他，因此当他护送两个义嫂在土山被围时，也义正辞严地申明“降汉不降曹”的坚定信念，演绎了“身在曹营心在汉”“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的千古佳话，后来被俘于孙权而不降致被杀，成为我国古代“义勇”的化身。

据传说，石狮永宁城隍公是明朝嘉靖年间的晋江县县令，因组织当地兵民抗击倭寇而英勇战死。当地军民把他供奉起来，后来被朝廷敕封为永宁城隍公，直至乾隆年间被朝廷追封为“忠佑侯”。也有人说是供奉文天祥，成为保护一境平安、受人钦仰的神祇。

东石人蔡道宪，明末崇祯年间任长沙推官。当张献忠围攻长沙，全城官员大部分逃跑时，他一人拿着所有官印组织长沙军民殊死抵抗，城破被俘后坚决不降，他以死哀求农民军不要屠城。其死后为长沙民众奉祀为“城隍”，后来被封谥号为“忠烈”，成为长沙当地所钦仰的“正神”，也成为晋江石狮一带蔡氏的骄傲。

中国近代史上，有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民族解放，为了国家存亡，为了人民安宁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特别是中共党史上的许多优秀人物，如坚贞不屈、大义凛然的李大钊，“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夏明翰，果腹以草的杨靖宇，以及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等英雄人物，他们是为民族、为国家、为民众而英勇献身的典范，他们是“大义”的集中体现，值得我们敬仰、缅怀、学习。

由此我联想到，冯谖之义，无非是为孟尝君收买薛邑人心，为其铺垫后路的“一己私义”；关羽之义，更多体现在兄弟情义，希望尽快匡扶汉室的义气上面；永宁城隍公和蔡道宪为保一方平安而英勇就义，这种“为众生而不畏己死”的精神值得后人景仰；而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中共党史上的那些为民族、为国家、为民众而英勇就义的优秀人物，更是我们学习的“大义”楷模。

“义”，有兄弟情义，有江湖之义，有民族之义，有国家之义，有为民之义。所谓的“不求同生、只求同死”“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江湖义气都只是“自我之小义”，而为民族、为国家、为民众才是“无我之大义”。

奋进新时代，中华必复兴。而今当盛世，更望奉贤能。我想，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今天，我们更应舍“自我之小义”，而就“无我之大义”，更应秉天地之正气，摹先贤之风范，展自身之才干，为家国而尽心。更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念、锐意前行，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尽心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