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西安 马小江

农历九月初九，是我国传统的重阳节。《易经》中把“九”等单数定为阳数，九为阳之极。九月九日，日月并阳，两九相重，九九重阳，故叫“重阳”“重九”，又称“重九节”。此外，“九”和长久的“久”谐音，便有了长久、长寿的意思。重阳节的叫法很多，按日子说叫“重阳节”“重九节”；按风俗又常常被人称为“登高节”“茱萸节”“菊花节”“老人节”等。随着时代的变迁，重阳节逐渐成为中国的传统节日，每年都有盛大的庆祝活动。

早在西汉，《长安志》中就有汉代京城九月九日时人们游玩观景之记载。唐代以后，重阳节逐渐成为文人雅士聚会饮酒、赏菊、绘画、吟诗的日子。而重阳登高、饮菊花酒等也成为中国诗画中的一个永恒题材。

每每吟诵唐代诗人王维的“遥知兄弟登高处，便插茱萸少一人”这两句诗，便会把人带到重阳佳节的美好意境之中。想一想，当年独自远离家乡，为了生活在长安城打拼的王维，难免有一点凄凉。因而，每到重阳佳节，便倍加思念远方的亲人。远远地想到兄弟们身佩茱萸登上高处，也会因为少了自己一人而生遗憾之情。王维的这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便成为描写重阳佳节的经典之作。

到了清初，画家石涛也以此诗为引，创作了《重九登高图》。画中，两位友人席地而坐，面对着窗外的园子，远处的高山，喝着酒，拉着家常，回忆着远方兄弟。

这幅画乍看之下，颇有些“名不副实”。石涛虽然以北宋的“范宽笔意”画出了壮丽的秋山，画面上却没有正在“登高”的“山东兄弟”，只有二人在书斋中相对而坐，颇有些莫名其妙。然而细想之下，诗人不正是在远离家乡和亲人的时刻，才会“倍思亲”，写下这样的诗句吗？秋光虽好，家人不在，便只好枯坐思亲。

重阳节首先有登高的习俗。这个季节登高远望可达到心旷神怡、健身祛病的目的。因此，登高也常常成为画家笔下的题材。

张大千的《重阳登高图》（见图）就是以此为题材绘制而成。该图纵84、横37厘米，纸本，设色水墨画。其构图严谨，视野开阔，笔墨华滋，气势磅礴。图中左侧山头有一位古装老人，正站立于一巨石之上，登高望远，似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壮志。而画面右侧，危崖陡然升起，略呈左倾势态，峻峰耸立，直入云际。峰峦上山体坚凝，石色青黛。再高处是绝壁险峰，林木苍翠，似有无限风光，凝聚于其间。两山之间，是金碧辉煌的楼台、庙宇，掩映于古树长松之下。置身其间，顿觉天高地广、宇宙浩瀚，万千风物尽收眼底，表现了一幅情景交融的重阳登高画面。这种登高望远，怀念亲友的情感，作者在题诗和落款中有明确的记述：“书来为说济南事，苦忆关家兄弟贤，正是鹊华好秋色，明湖听曲更何年？”

题诗中的“关家兄弟”，是指关友声、关松坪兄弟。据考，关友声（1906—1970），原名关际颐，字友声，号嘤园主人，济南市泺口镇人。出身于盐商世家，家中收藏甚丰，博学强记，琴棋书画诗词无所不工，被誉为诗书画三绝。抗战前在济南，与兄关松坪共同主持齐鲁画社。1935年，张大千携弟子何海霞到济南，在关氏嘤园住一月有余。是时画家在友人陪同下，游山玩水，谈诗论画，听曲品茗，交游甚欢。落款为：“癸未重阳，伯璞仁兄书来属画，兼及乱离，济南关友声兄弟同游事，画成拈二十八字求正，大千张爰，时在皋兰客次。”落款中的“伯璞仁兄”，即著名画家和收藏家徐伯璞（1902—2003），山东肥城人，原为山东省督学，时在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任职。1935年，曾在济南陪大千先生谈诗论画，游湖听曲，故而和大千相交和相知。此“皋兰”为甘肃省皋兰县。1943年，大千先生在敦煌临摹壁画，结束后拟到兰州展览，途中接徐氏索画书信，言及济南游玩之事。是时正是重阳佳节，勾起了画家对故友的思念，大千先生一时兴起，故在皋兰创作了此图。右上钤“两到黄山绝顶人”长方白文印，下钤“张爰之印”“大千大利”白文印、“蜀为客”朱文印。

此图采取高远法，近取其质，远取其势，不落寻常蹊径。笔力挺拔刚劲，浑厚沉着。墨气明润，枯湿相间，虚实相生，细致而又秀润雄浑，繁而不乱。此幅是张大千敦煌之行时所作，可说是张大千画风转变之开始，故在张大千山水画风格形成的研究中具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