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遗保护，让文化遗产“活”起来、“火”起来，都离不开人的传承和接续，11月25日下午，由石狮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石狮市教育局、祥芝镇人民政府、石狮日报社主办的“万祥文教论坛”，举行了一场《泉州百年学术史兼谈石狮籍学者的贡献》的专题讲座，邀请泉州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胡毅雄为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授课。胡毅雄认为，泉州之所以能够成功申遗，关键在于泉州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深厚的学术研究基础，这份得来不易的成绩，离不开先辈们的努力以及4个重要的发展时期，这对泉州这座城市有着学术开创性的意义。

1 厦大国学院的发轫与影响

讲座上，笔者了解到，厦门大学国学院的发轫对于泉州历史文化研究有着功不可没的作用与影响。

1926年，厦门大学开办国学研究院。同年10月底，该院教授张星烺、陈万里及厦大哲学系外籍教授艾锷风赴泉州开展田野调查，随后国学院教授顾颉刚赴泉州开展风俗调查，发表了《中世纪之泉州》《泉州访古记》《泉州第一次游记》《泉州的土地神》《天后》《刺桐双塔》等。他们共同倾心于泉州历史文化的研究，这在当时是该研究院的热点，于今视之则是“泉州学”研究的起点。

张星烺致力于中外交通史研究，是我国中外关系史的重要开拓者，1926年正是其巨著《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完成书稿之际。考察泉州后，张星烺在厦大国学院作了“中世纪之泉州”的专题演讲，包括他随后发表的论文《泉州访古记》《中世纪泉州状况》，都具有开创意义，界定了泉州在中国对外交通贸易史上的重要地位。

张星烺、顾颉刚、陈万里等学者来泉州访古对泉州历史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直接影响了吴文良、吴藻汀两位泉州青年，也影响了当时毕业留校执教的林惠祥，以及几年后考入厦大的庄为玑。

2 泉州百年学术史的艰辛拓荒期

胡毅雄将泉州百年学术史分为4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26年—1949年，胡毅雄将该阶段称为艰辛拓荒期。

在厦门大学国学院张星烺、顾颉刚、陈万里等人泉州考古之行的影响下，泉州学人的现代学术研究开始了艰辛的探索。吴藻汀致力于民俗研究，于1929年出版《泉州民间故事传说》。1936年，厦门大学教授林惠祥主持发掘泉州城唐代贞元年间古墓，当时20多岁的吴文良、庄为玑参加了此次发掘。20世纪30年代起，吴文良致力于在泉州城内收集四处散落的外来宗教石刻。特别是抗战初期泉州古城遭拆毁，大量宗教石刻出土，遭受流失，吴文良为搜罗文物耗费了大量心力，于1949年初付印《泉州古代石刻集》。庄为玑则致力于泉州史研究，在1948年付印《晋江新志》。

在这段社会动荡的历史时期，3位青年学者克服重重困难，在各自研究领域各有拓荒之功，对当时及之后的泉州学术研究均产生了影响。抗战胜利后，泉州文献整理方面也出现一位拓荒者，陈盛明创办“海疆学术资料馆”，致力于搜集、整理、研究闽南地区、台湾地区、东南海疆、东南亚华侨华人的学术资料和地方文献，得到林惠祥、庄为玑、林英仪等泉州籍学者的支持。

林惠祥、庄为玑、吴文良、吴藻汀、陈盛明等学者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宗教、民俗、文献搜集等研究。这些学者不辞辛苦前行探索，具有开拓之功，为我们后来人不断汲取学术提供了充足的“养分”。

3 泉州百年学术史的 基础发展期

1950年—1976年为基础发展期，该阶段泉州文化学术焕发新的生机。在这个阶段，陈万里、林惠祥等学者继续进行泉州考古研究，庄为玑等人则进行刺桐港研究和后渚港沉船的发现和发掘。海交馆的创办是泉州考古文博事业的起步，形成泉州学术研究的发展基础。

1950年，在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的支持下，陈盛明将海疆学术资料馆的珍贵文献捐赠给厦门大学，支持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今南洋研究院）建设。1957年，在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科学院考古专家的指导下，吴文良对其《泉州古代石刻集》作了较多的内容充实和研究改进，正式出版《泉州宗教石刻》，很快在国内引起关注。同时，吴文良将其耗费多年心血搜罗的数百方石刻捐献给国家。

在这个阶段泉州文博事业起步发展。1956年，泉州组织开展第一次全地区的文物普查。1957年，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组织发掘南安丰州的东晋、南朝、唐墓。1957年至1963年，泉州文物单位对灵山圣墓、开元寺大雄宝殿屋架等文物古迹作了修缮。

1957年7月，在文化部的支持下，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成立，受到全国文博、考古和史学界的瞩目。海交馆与文物管理机构共同开展了文物调查和考古发掘工作。1973年发现、1974年发掘出水的后渚港宋代沉船，引起中外轰动，因历史原因一度停滞的泉州学术研究也由此渐次恢复，海交馆参与了当时的沉船发掘。1973年，晋江文博部在草庵前的地下挖掘出宋代“明教会”古碗。1976年，泉州文博部门组织发掘德化屈斗宫宋元古窑址。文博考古事业的逐步发展，为开展泉州学术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4 泉州百年学术史的 振兴活跃期

改革开放后，泉州文史界学人敏锐感受到文化春天的复苏，泉州历史文化研究迅速恢复、振兴，进入新的时期。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泉州学术社团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泉州历史研究会、中国海交史研究会、泉州历史文化中心以及南音、戏曲、方言、华侨、民俗、宗教等各领域研究团体纷纷成立。《海交史研究》《泉州文史》《泉南文化》等刊物纷纷创办，为论文发表和学术交流提供了园地。文博文保事业得到振兴发展，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新馆、泉州博物馆等先后建成。泉州海交馆、历史研究会等文博考古单位和学术社团通力合作，泉州学术界人士共同努力，进行多次文物调查普查，涉及海交史迹、民间造船史、港口航运史、海神妈祖、海外移民等，参与各种考古发掘工程，学术交流活动也蓬勃开展。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围绕“泉州学”议题，先后举办一系列研讨活动。可以说，举凡泉州的海外交通、文物古迹、外来宗教、南音南戏、民间信仰乃至泉台关系、华侨社会、宗族谱牒等诸方面，都开展了深入的专题研究，发表了诸多论文、专著，在宗教石刻研究、古船研究、外销陶瓷史研究、泉州港史研究、海外移民史研究、海神妈祖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丰富成果。关于泉州学人的研究成果，可以从著名学者李亦园对陈泗东的评价略窥一斑。李亦园指出，陈泗东的研究“从泉州对外交通史到泉州人物思想，转而论及泉州的民俗传统、戏剧语言、文物古迹等，篇篇都能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角度上触及要处。”李亦园从人类学家的视角出发，认为陈泗东的研究能在历史意识背景中探讨当时当代的事物，正是研究地方史的学者之所长。

各种学术团体的成立和诸多学术会议的举办、泉州学的提出，李亦园对泉州学的重大贡献，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察等，使泉州历史文化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5 泉州百年学术史的 开拓繁荣期

2001年，在福建省政府的有力支持下，泉州市启动“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史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2002年秋，泉州市政府与中国航海学会联合举办“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研讨会。国内外学者对泉州港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作用展开了深入的研讨与交流，泉州学者也撰写多篇论文参加研讨活动，为泉州申遗提供了学术依据。这个时期，华侨历史博物馆、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先后建成，与海交馆、泉州市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考古研究所）等单位构成富有泉州特色的文博考古体系，泉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闽南文化研究、闽台关系研究、华侨史研究等不断拓展。

2013年11月，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泉州市迅速响应：2014年1月，率先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2月相继举办“东亚文化之都”论坛、新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论坛；2015年起，连续几年举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泉州学者与国内国际学者就广泛开展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贸文化交流合作、更好发挥泉州优势探索先行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学术研讨。

这一时期的考古工作也有新的进展。本世纪初，泉州开始探索水下考古新领域。2012年至2015年，泉州水下考古陆地调查启动，沿着泉州沿海541公里的海岸线，对泉州湾、深沪湾、围头湾及周围的泉州海域水下文化遗存进行较全面的调查，在此基础上，2016年8月，泉州开展水下考古重点调查。

2019年至2020年，在泉州申遗的关键时期，国家文物局、福建省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对泉州予以大力支持，在继续完善原定的十几个申遗点工作的同时，先后组织力量对泉州市舶司遗址、南外宗正司遗址、安溪青阳下草埔冶铁遗址进行挖掘，并开展研究，为这三处遗址列入申遗点提供了翔实的科学考古报告。

如今，泉州已申遗成功，为古城注入了新的灵性和活力，作为后人的我们，有义务继续传承与守护世遗文化，让世遗走进人们的心中，让文化遗产“活”起来。

（陈嫣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