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怀化 袁菊梅

自新石器时期伊始，“仿生”对陶瓷造型设计就产生着不可小觑的影响。研究中国历代陶瓷的仿生造型可发现，各个时期的“仿生”对象有着不同的时代特征及变化脉络。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多为模拟各种生物形态，商周至两汉时期的陶器以仿青铜器造型为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陶瓷则以模拟动物形态为主，至唐宋时期，陶瓷的仿生基本以借用植物形态为主，到元明清时期，陶瓷仿生则多为模拟植物和人为事物形态。可见，研究中国古代陶瓷器皿的造型设计必然离不开对“仿生”的探索。

其中在三国时期，青瓷器在产量、种类和质量上都比东汉时期有明显提高。当时青瓷器主要产地包括现在浙江宁波、绍兴、温州及金华等地区，其原料为一种含石英、高岭、绢云母类型的伟晶花岗石风化后的岩石矿，风化程度高，含有较多的高岭石矿物。这种瓷土含铁量较高，是烧造青瓷器的理想原料，与石灰石配制而成的石灰釉，光泽好，透明度高。

当时的青瓷仿生造型，所仿对象则多为有美好寓意或神圣象征的动物，如不死、神使、雷神的神性象征熊，寓意吉祥的羊，象征权力的狮子等，尤其是高级动物人的造型更是独具特色。这些动物形象或动或静，姿态各异，依据器皿造型及功能，调整动物体态，满足器物实用性的同时保持动物的生动传神，更体现出了制瓷工匠的设计巧思及高超的制作技法。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的三国吴青瓷熊灯（图1），1958年江苏南京清凉山出土，高11.5、灯盘直径9.7厘米，灰白色胎，土黄色釉。灯整体由灯盏、柱、盘三个部分组成，中部的灯柱被塑造成熊的造型，好似熊双臂举起，托举着上部的灯盏，下身蹲坐于灯盘之上。三个部分的形态、大小、走势都各不相同，但熊和灯盏、灯盘之间的互动营造出自然和谐的整体状态，在变化中形成一种整体感与平衡感。灯盘配合熊形柱的动态，完美又富有情趣，完成了整体与局部之间最生动的契合。灯盘为钵形。底盘底面刻“甘露元年五月造”铭文，甘露元年为公元265年。

三国吴青瓷羊形插器（图2），高25、长30.5厘米，南京市鼓楼区草场门东吴甘露元年墓出土，现藏于六朝博物馆。羊形插器瓷质，浅灰白胎，青釉。我国用烛照明的历史悠久，战国、秦汉时期就已经出现各种精致的铜烛台。三国、西晋时期发展出瓷烛台，而三国时有羊形烛台，西晋则流行狮形烛台。这件羊形烛台，羊身躯肥壮，四足卷曲作俯卧状，昂首张口，竖耳；项脊分披鬃毛，腹部刻划双翼。羊头上有一圆孔，用于插烛。其匀净无瑕的釉色、优美匀称的造型，把羊温顺谦恭的特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堪称三国时期的青瓷珍品。

上海博物馆的三国青釉堆塑灯（图3），高18.4、口径3.2、底径15厘米，釉色青中带黄，均匀润泽。造型十分独特，呈喇叭形，灯座承重，上接灯柱。这件灯的口沿部压印斜方格网纹，灯柱至灯座堆塑众多小鸟、奏乐的人物以及乌龟等小动物，手法稚拙，形象可爱，与当时流行的谷仓瓶上的堆塑风格相似。

三国青瓷人顶灯（图4），是湖北省博物馆藏品，1970年湖北宜昌第一中学出土。它高33.5、上层盏10.6、中层盘径12.7、底径20.4厘米。整体由四部分组成，下层为浅盘形灯座，灯座立人形圆柱，五官扁平，刻眉毛及胡子，人形圆柱头顶中层承盘，承盘中竖圆柱，柱身堆贴绳索纹构成菱格纹，柱顶为碗状灯盏。器表施青绿釉，有开片。其造型生动，釉色莹润，堪称三国青瓷精品。

通过以上馆藏的三国仿生青瓷灯，我们可见当时的青瓷器物设计中，造型形式美感的呈现是十分考究的，器型的比例、轮廓的曲直、线条的韵律、结构的平衡等因素，都被制瓷工匠们完美纳入造型设计过程之中，造就了仿生青瓷灯的形式之美，满足了人们感觉与知觉的双重需求。同时它们的造型普遍具有一种和合的状态，即器物的形态起伏变化的同时，依旧保持着和谐的视觉效果。另外，在装饰上采用的刻划、堆塑等手法，也显得精致繁复，给人耳目一新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