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贾文蓉

剔红亦称“雕红漆”，是雕漆的一种。其做法是将天然漆料在胎上涂抹到一定厚度后，再用刀在平面漆胎上雕刻出花纹。但此涂抹漆料并不简单，至少要叠加八九十层才能进行雕刻，更有甚者叠加到两百层以上。雕漆始于唐朝，是工匠们创造的新的漆器品类，即通过增加漆的厚度，再辅以雕刻技巧。宋代雕漆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门类，在题材内容上亦受到文人画和院体画的影响，常为花卉山水、历史人物故事等。元代的雕漆则在器型上更为丰富，用漆上层数亦更厚；题材也不再仅仅是纹样式，而是更为广泛、更生活化，画面构图亦更接近文人绘画的构图方式。其中浙江嘉兴西塘还诞生出众多雕漆巧匠，且尤以张成、杨茂、张敏德的雕漆久负盛名，彰显了元代漆器的兴盛。

其中，张成是明永乐成祖朱棣仰慕之元末浙江雕漆高人。清光绪《嘉兴府志·嘉兴艺术门》曾载：“张成、杨茂，嘉兴府西塘杨汇人，剔红最得名。”张成擅雕漆，长于剔红，高濂《燕闲清赏笺》记：所制剔红“漆朱三十六遍为足”，且未见锋芒，乃唐宋以来雕漆工艺最高成就者。张成所制剔红一般堆漆肥厚，刀法浑厚结实，高度发挥线条的艺术性，较之宋器，具有更为纯熟的技法。而明朝朱棣帝亦因所好雕漆，于皇城内建漆器作坊，无奈张成已殁，遂命其子张德刚进京，继父精工，率众匠续制雕漆，故永宣雕漆承袭元末张成风格，刀法圆熟光润，藏锋清晰。

图1所示这件高2.8、口径16.5厘米的“张成造”剔红栀子花纹圆盘，以黄漆为地，以写实手法在盘中雕刻一朵盛开的双瓣栀子花，间有四朵含苞欲放的花蕾，枝叶舒卷自如，肥腴圆润，布满全器。盘背边雕刻香草纹，线条峻深而圆转自如。近足处有“张成造”三字针划细款。该盘髹漆肥厚，刀法浑厚圆润。它既是元代雕漆的精品，又代表了当时雕漆工艺的最高水平。

杨茂，亦擅长剔红，又工戗金戗银法，与张成同为当时剔红（雕漆）名手，且二人作品风格较接近，漆艺史上常将二人并提。其所制剔红，以刀法圆熟、花纹组织严密而名动一时。中国剔红技法传入日本后，日本人称剔红为“堆红”，还把中国雕漆名家张成和杨茂二人的名字，各取一字，把开始造剔红器者，称为“堆朱杨成”。且将此封号冠之日本剔红漆艺家，世代绵延传承。清末黄遵宪《日本国志》还载：“江户有杨成者，世以善雕漆隶于官。据称，其家法得自元之张成、杨茂。”

图2所示这件元代“杨茂造”剔红观瀑图八方盘，高2.6、直径17.8厘米。盘八边形，内壁八方开光，分雕三种锦纹地以示天、水、地的不同空间。锦地上压雕一幢殿阁，阁畔苍松挺立，一老者身临曲槛，眺望山前飞瀑，身后与阁内各有侍从一人。盘口边刻以仰俯花朵组成的图案。盘底髹黑漆，足内有刀刻填金“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款，系后刻，足边左侧“杨茂造”针书细款隐约可见，为标准的杨茂款识风格。明代宣德时有改刻并填掩前代雕漆款识的现象，明代刘侗、于奕正合著的《帝京景物略》中对此有记载。

杨茂与张成的雕漆作品，多以花卉和山水人物为题材。以山水人物为题材的作品都以画面疏朗、空阔、深远见长，并突出人物的活动，表现手法极细腻。此类作品均施以几何纹锦地，以三种锦纹分别表现天空、水纹和地面。天锦用折转回头的单线，类似窄长的回纹，犹如天空飘浮着薄云；水锦用流畅的曲线，似波涛起伏；地锦用斜方格或方格内刻多瓣形小花，如繁花铺地。此盘的总体风格正与上述特点相同。此盘雕刻细腻、刀法圆熟、磨制光滑，为元代雕漆的佳作。

杨茂所做的雕漆作品，亦有许多是伪托之作。图3所示这件“杨茂造”剔红花卉纹尊，由于传承有序，被定为杨茂真品。此尊径12.8、高9.4厘米；木胎，硕腹，短颈，尊外及颈内髹红漆，肩部有弦纹一道，将颈腹分开。通体浮雕花卉，有秋葵、山茶、桃花、栀子、百合、梅花、菊花等，花间为黄漆硬地。足内髹褐色漆，并针刻单行款“杨茂造”。该尊器型小，当是观赏器物。其雕刻精细，磨工圆润，藏锋不露，足见作者的深厚功力。

张敏德同为元代著名髹漆艺人，其生平事迹待考。其人物的雕刻方法与张成、杨茂相近，唯一的区别是在山石的雕刻上。图4所示这件“张敏德造”剔红赏花图圆盒，通高7.5、口径20.4厘米，是其唯一的传世作品。盒盖面雕窄长的回纹和方格花卉两种锦纹地，上压殿阁人物。以围栏界出庭院，雕殿阁翠竹，湖石环抱，阁内二童子作饮膳之备，庭院中二人赏花。盖壁与盒身黄漆地上雕各种花卉。盖内一侧有“张敏德造”针划4字细款。此盒构图完美，刀法精湛，状物逼真，俨如一幅工笔画。其刻款与雕刻风格均与张成雕漆一脉相承。据文献记载，元代雕漆的基本特征为“藏锋清楚，隐起圆滑”，此件作品完全体现了这种特征。

以上四件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可见随着元代江南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张成、杨茂、张敏德为代表的嘉兴西塘的漆工们为适应市场转变，以特定高档目标消费群体为中心，继承宋元时南北“异工互效”优良传统，通过仿古借鉴和融会贯通，立足剔红漆艺的工艺变革及创新，从而创造出雅俗共赏、华丽典雅的新兴设计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