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舍所藏的这本《台阳诗话》为铅印本，1905年11月在台湾出版，至今已有两甲子。装帧朴素，但版本少见。这是台湾的第一本诗话，作者王松（友竹）因此被誉为“台湾诗话鼻祖”。
王松（1866—1930），字友竹，号寄生、寄园，又号沧海遗民，祖籍福建石狮蚶江，“自其大父以儒术授徒，迁居台岛，遂为台之新竹人”“居邑北门大街，家先富而后綦贫”，其人“奇气虎虎，狂志嘐嘐，读书即以经世为务，穷究博览于中外之籍，独不喜为帖括家言。暇则登涉山水，赋诗饮酒自乐而已。乡里父老念其内行，孝友纯实，皆以才学人称之”。
与王友竹有过交往的台湾著名爱国诗人和史学家连横称：“……先生古之嵚崎人也，其为人也冲而澹、狂而简，其为诗也渊而穆、宏而肆，其论诗也放而微、广而约。其出而与世接也，纵怀自任，适可而止，不以利害中于中，而贫富易其节。盖士之所处虽不同，而乐天任性无往而不自得也。先生少孤，处境困。节母吴太孺人教之严，学乃日殖，弱冠入北郭园吟社，与乡先达相唱和，崭然露头角……”
王友竹行事磊落，交友甚广，“平居抱自重，吏民敬之。城郭村落，藉其言而得免锋镝之患者伙颐。己则青鞋、布袜，蔬食啸歌；虽日与贵官往还，未尝私有干请。故四方外来之士苟及新竹，无不知有诗人王松之名者。”
王友竹“耽吟咏，余外非所好也。以笔札应某公聘，困稍舒。奈所得脩金。辄付之芙蓉城主收贮，而困如故。稍得间，又必于长篇短句中求生活。人前亦多讽诵，人故以诗痴目之。”王友竹是新竹当时有名的“三痴”之一，被视为“诗痴”，另外两位分别是“书痴”李逸樵和“管弦痴”洪季秋。
1905年春，王友竹因祖上遗产得“百余金”，“人曰，痴得此可长作烟霞侣矣。痴曰，否！否！余有未了事，藉此了之。”原来，王友竹所说的未了事就是所著《台阳诗话》尚未出版，“遂举付台湾新报社刊刻，计费刻资金百六十圆”，所得的百余金遗产悉数用尽。他身边的人对此都十分不解，“噫以一寒士，骤得百余金，不为衣谋食计，付之寒不可襦、饥不可粟之诗，非痴而何？”
据1927年6月13日台湾《东方时报》载：“君（王友竹）少时敏事务，睹甲申之役，语人曰，台地富蕴藏，无扞卫，不及十年，忧未艾也。”果然，不出诗人所料，从光绪甲申十年（1884）到光绪乙未二十一年（1895），形势的发展完全证实了他的预见。他还曾说：“今世界交通竞为艺术，海疆有事，则台湾必先被兵。”可见其敏锐的洞察力和前瞻性。
1895年，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强占我国宝岛台湾。这一事实，使得王友竹极为痛心。他在1925年聚珍仿宋版《沧海遗民剩稿》中的《海上望台湾》一诗中说：
如此江山坐付人，
陋他肉食善谋身。
乘桴何用频回首，
懒学长沙论过秦。
从诗中可以看出王友竹难以割舍的故乡之情和愤懑情绪交织在一起，眼前社会动荡，山河破碎风飘絮，不忍卒睹。于是王友竹携眷内渡到祖籍地石狮蚶江，不料途中遇到劫匪，财物损失一空。“洋面遇盗，行李一空，念得生还，虽贫无恨，况失者偿之义也，同舟侣笑之”。（《沧海遗民剩稿》一文有记载）
后在友人的帮助下，王友竹回到蚶江故里，为此他专门写了一首《喜抵锦江故里（俗呼蚶江）》，诗云：
东南半壁战尘昏，
虎口余生一息存。
何用携家方外去，
避人此地即桃源。
烽烟已远梦还惊，
渡海归心对月明。
遍历江山诗暂老，
新知面目见尤生。
在蚶江居住期间，王友竹寄情于诗，《〈沧海遗民剩稿〉序》中提及“干戈劫外，世事沧桑，抑郁无聊时，托于诗歌以自娱。”诗人林纾评价：“友竹詩，则和婉中寓悲梗，‘小雅’之遗也。”
1896年，台湾局势稍稳后，王友竹又返回台湾，易旧居“四香楼”之匾为“如此江山楼”，并自号“沧海遗民”，以志沧桑之痛。同时拒绝为日本人服务。1925年10月8日的台湾《晓报》刊登的《书台湾王隐君友竹诗槀》这样描述他：“怀抱利器，莫所得用，事亡可为，后甘肥遯，艰窶壁上，而独守黔敖之节，日督臣征聘数至，辄辟不就，日纵情诗酒，焘暮颉许，不中绳式，酒阑言纵，挥涕低回，盖未尝一日忘家国之耻也。”由此可以看出王友竹的气节，没有降志辱身，被誉为“孤忠之士”。
王友竹看到“城郭已非，干世之念遂绝，无日不饮，饮必醉，醉必有作，故虽家日贫，境日穷，篇帙日富”。可惜，因为流离失所，其所著《内渡日记》《余生记闻》，所编《草草堂随笔》等损失参半。目前已知仅有《台阳诗话》《沧海遗民剩稿》刊印传世。
《台阳诗话》于1905年11月在台湾出版，台阳是指台湾，学者汪毅夫曾称：“台阳是台湾的别称之一。台湾地方文献以台阳冠名的还真不少，如孙尔淮《台阳杂咏》、马清枢《台阳杂兴》、何澄《台阳杂咏》、林树梅《台阳竹枝词》、唐赞衮《台阳见闻录》、王松《台阳诗话》，等等。”
《台阳诗话》出版后备受好评，《台湾日日新报》这样评价他“所著台阳诗话，搜获甚富，佳什如林……咸许以可传，诚属有目所共赏。”“寄赠于台南北诸友，甚为诗界中人所欢迎。”台湾诗人连横在1917年《小说丛报》第3卷评论《台阳诗话》：“凡所采摭，多一代名作，而论诗论人，不为溪刻之语，其裨益于台湾文献者不少。”
台湾诗人丘逢甲专门写过一首《题沧海遗民〈台阳诗话〉》诗云：
如此江山竟付人，
干戈留得苦吟身。
乱云残岛开诗境，
落日荒原泣鬼磷。
埋碧可怜黄帝裔，
杀青谁作素王臣。
请将风雅传忠义，
班管重归故国春。
后来，《台阳诗话》曾在《小说丛报》等报刊上转载，影响范围进一步扩大。
此后，有人因为诗词入选《台阳诗话》，而寄钱报答的；也有人馈赠物品的；还有人把诗词作品邮寄给他，求他选入诗话的续编；也有人把诗稿寄来，请他作为编辑选定出版的。“数月来邮书络绎，寄赠纷纷，几于应接不暇。”而王友竹把所得财物用来为其长子完婚，“余则留作续篇之刻资”。
1929年10月30日的《台湾日日新报》载：“新竹诗人王友竹氏，以病入马偕医院治疗。”
1930年1月3日凌晨4时多，王友竹突然晕厥，家人发现后送到医院救治，王友竹苏醒后留下一首诗，诗云：
苦海浮沉七十秋，
今朝撒手御风游。
不堪回首尘寰事，
万苦千辛一恸休。
1930年1月6日上午10时，王友竹去世，享年65岁。
在《台阳诗话》的版本流传中，最早的是王友竹在1905年自刻出版，线装一册，分上下两卷，卷首收录郑如兰、丘菽园等人序跋，末附其《如此江山楼诗存》128首。此本为现存最早版本，因战乱导致流传稀少。此后有1915年的铅印本，由台湾文社主持刊行，铅印一册，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此本在初刻本基础上新增日据时期诗人作品，如王石鹏《游鼓浪屿吊延平王》“雷轰怪石文将蚀，砲涌红衣血未枯”，反映殖民语境下的文化抵抗。而1905年的铅印本却很少有人提及，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书尾“二编续出”四字的内容了，当为刻印本之后的修订本。
书前有作者王友竹在1905年秋所写的“自序”，他非常谦虚地说：“窃愧穷居幽介，苟全性命之时，无从得书，兼以学术空疏，闻见不广，贻笑方家，知所不免。唯祈海内同志，正其纰缪，或蒙邮示，匡所不逮，俾得再成续篇，感且不朽。”
王友竹将诗歌品评与地域文化研究、历史事件书写、文人交游考证相结合，这种“立体批评”模式，体现了王友竹“诗以存史”的诗学理念，通过诗话完成了对台湾文学传统的建构、历史记忆的保存与文化身份的书写，其价值已超越文学领域。书中收录了刘铭传、林纾、丘逢甲、唐景崧、邱菽园等大量清代台湾诗人的作品和生平事迹，其中不少诗作是仅见于此书，为后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该书评述了众多诗人的作品，涵盖了不同的诗歌风格和流派，反映了清代诗歌创作的丰富多样性，为读者呈现出一个较为全面的清代诗歌风貌，也为研究清代诗歌的发展和演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上，学者廖一谨撰文《台湾诗话鼻祖王松〈台阳诗话〉的诗史意识》称：“书中载录人物约224人，其中146人或为台籍、或因游宦、造访来台。新竹人士占50%比例。抒发文学论见者少，以记载台湾风物民情为主轴，留下宝贵的资料。”
王友竹作为日本占据台湾的亲历者，在诗话中保留了大量社会史料。书中记载了日军侵台时“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动荡局面，以及文人“避乱深山，采薇而食”的生存状态，这些细节构成了近代台湾社会的微观图景。正如连横在《台湾诗乘》中所言：“友竹之诗话，非独诗史也，亦台湾史也。”这种“诗史合一”的特质，使《台阳诗话》在地方文学史上占据不可替代的地位。
《台阳诗话》是清末民初台湾文学的重要文献，作为台湾第一部以“诗话”为名的著作，它首次对台湾诗人的作品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品评，确立了台湾古典文学的批评范式。《台阳诗话》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它保存了大量关于清代诗人、诗作以及诗坛掌故等方面的资料，对于研究清代文学史、文化史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