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怡方

时光荏苒，仿佛才一眨眼的工夫，我们上山下乡到农场劳动锻炼就快50年了。如今，我的脑海里时常都会浮现出农场老场长的身影。

1975年7月，进入初夏时节，天气炎热。那天中午，我孤身来到农场，一个先我而来的知青伙伴把我介绍给场长。场长五十岁左右，一副瘦削而又结实的身材，上身一件白色圆领短袖衫，下身一件黑色布裤，黑黝黝的脸庞，一双眼睛炯炯有神，未开口说话，一阵爽朗的笑声就把我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

在农场熟悉了一阵子后，我才知道场长姓吴，名水抄，是农场附近一个大村的村民，曾参加过游击队，为人正直。他是中共党员，所以公社委派他担任农场场长。

农场一天出三趟工。如果遇到农忙收割季节，晚饭后还要挑灯夜战，加班加点到11时多。在我的记忆里，老场长不管是烈日炎炎还是刮风下雨，都领着我们一起干活，是我们名副其实的师傅。他教会我们如何用锄头犁沟、耙垄，如何给地瓜、花生、小麦上农家肥和草木灰，如何在行进中挑担换肩，如何给牛上套，装好犁、耙等，让我们这些年轻人从第一年的五分半工分涨到第二年的七分半，到了第三年，我们和农场里的壮劳力一样的十分工分，一个个仿佛脱胎换骨，成就感满满。

老场长在生活中对我们的关爱也让我们铭记在心。知道我们都处在长身体的时候，特别能吃，他尽量在食堂伙食上给我们加点营养，比如公社供应的猪肉、附近村庄人家杀了驴、狗，他都尽可能搜罗一点来和我们一起打牙祭。到了农场收获花生的季节，他会下厨熬煮花生糖块让我们尝鲜。

当时农场没有电灯，刚开始晚上宿舍里只能靠蜡烛照明。后来农场有了拖拉机，公社供应了柴油，老场长就默许大家用柴油点油灯。农忙过后，他会分批准假，让我们回家休息一下，遇有哪个知青身体不适或者体力不支，他会调整劳动岗位让他（她）干一些稍微轻松一点的农活，给予我们父亲般的关爱。

那个年代，文娱生活十分匮乏，到了夜晚不加班干活的时候，我们会自找乐趣，有的拉小提琴，有的吹笛子，有的吹口琴，有的扯上嗓子唱几句。有时候，他也会和几位在农场过夜的老场工凑上一个南音小乐队，他吹洞箫，其他人弹琵琶、拉二胡、弹三弦，我们一帮人也会围在他身边聆听，跟着拍子学哼几句，很有趣。一旦邻村、隔壁公社驻地部队放映电影，老场长都会让我们去观看，他独自守场，等我们回到农场的时候，他还会煮夜宵给我们吃，让我们感受到犹如在家一般的幸福和温暖。

恢复高考以后，我们白天参加劳动，晚上温习功课，常常熬夜到天亮。老场长发现后，不时从他的房间里出来提醒我们早点休息。发现有些知青早上起不来，出不了早工，他也没有公开责怪，后来干脆批准大家回老家参加中学组织的高考复习。那几年，我们一批批地考上大学、大专，老场长脸上洋溢着笑容，分别送我们到农场的斜坡上，和我们握手告别。当时，我们明显地发现他眼眶里的泪珠在打转，那是一份依依不舍的真挚情感的流露，顿时，我们的眼眶也红了。

在农场劳动锻炼的过程中，老场长还让我去县里参加厦门大学的历史系函授短训班学习，以及公社两次年度的征兵工作、自行车更换牌照工作，让我着实增长了不少见识。

离开农场十年后的一天，我们相约回到农场，此时的农场已经解散，成为一家私人瓷砖厂。我们一起前往老场长家探望他，见到我们，他喜出望外，如见到儿女们一样喜极而泣，招呼我们吃东西喝茶水。那天，我们在他家院门口合影留念，大家围在老场长身边，仿佛又回到了过去的时光。

老场长去世的那年，应该是八十几岁了，当时我正好在县里参加换届班子考察工作，未能前往送他一程，现在想起，一直愧疚在心。

此时写下此文，泪水已盈满眼眶。我们几十名受过老场长呵护关爱的男女知青，一直以来都对老场长心怀感恩，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