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红艳

深冬了，大地删繁就简，退去繁复，抖落了一身华丽，剩枯枝败叶对寒冬进行顽强抵抗。街道行人寥寥无几，空气似乎冷得都凝结了。

约上三五好友，寻一红泥小火炉，起炭点火，架上钢制网架，安好土陶烤茶罐，注入矿泉水，撒入红茶几许，再摆上几个小个头的红薯围在陶罐周围，围炉煮茶烤红薯。不一会儿，热热的茶香四溢，自带甜蜜饱足感的红薯香气也慢慢飘散开来。

岁月静好，南方的冬夜，虽少了一份雪落的浪漫和静谧，却多了围炉煮茶的温馨和暖意。围炉取暖，我与好友品茶闲聊，孩子们盯着红薯一刻都不放松，翻来覆去，渴望着外焦里嫩的红薯早点熟透，好大快朵颐。但这么香甜可口的蜜薯，却始终激不起母亲的半点兴趣，甚至是略带嫌弃。

母亲厌恶红薯的个中原因，说来倍感辛酸。母亲是农村穷苦人家出身，家里老是缺粮，沉默爱抽一口卷烟的外公辛勤劳作也无济于事。母亲所在的村庄多半是赤土坡，又严重缺水，难以种水稻。顶多种一些不挑土壤的农作物，如红薯、花生等。

地里极易生长的红薯便成了家里的主食，先是煮烂了吃，吃腻了就切成片炒着吃，总之变着花样天天吃红薯，但吃多了，也就怕了。

红薯属于粗纤维食物，也就是粗粮，现代人精米细面吃多了，偶尔吃一点红薯玉米来助消化，美其名曰：养生之道。但是20世纪60年代，米面是稀缺的粮食，猪肉更是奢侈品。红薯的配菜是酱瓜。几乎家家户户都会腌制酱瓜，一大罐、一大罐地腌制。

母亲皱着眉头回忆说：“餐餐红薯，天天红薯；餐餐配酱瓜，天天配酱瓜。”

过年过节，祭拜祖先神明才供一些米面、三层肉（肥肉占大比例的三层肉）。当时还是孩童的母亲及其兄弟姐妹们高兴得连吃几碗饭，争着夹肉，因为他们不知道有肉的日子还要等到何时。

然而，母亲和其兄弟姐妹们吃惯了红薯配酱瓜的肠胃对米面猪肉发出了不适应的抗议，纷纷拉肚子抢着上茅厕。真是满腹欢喜之余夹杂无尽的辛酸。

而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我对于烤红薯的回忆是幸福快乐的。每次等妈妈烧完饭，趁着柴火还未熄，将红薯放入灶膛，用还热气腾腾红红的灰将红薯捂熟。一张渴盼的小脸对着热热的灶膛，也被映得通红。一阵一阵吱吱作响，不一会儿，灶膛里便溢出烤红薯的香味，香浓软糯，如春节时葱油饼的油汁渗透纸包那般，润进孩童的心里。

刚刚从灶膛拿出来的红薯，先是在手心捂上一阵，鼻子凑近嗅嗅香味，然后细心地用手掰开，一阵白气蒸腾扑面而来，橙黄的红薯肉映入眼帘。美滋滋地咬上一口，那甜香，那蜜意，便一并随着热气涌入胸口，这是米面饱足后生活溢出来的甜！

如今，盛世年华，国泰民安。孩子们不喜欢吃饭，大人追着喂。主食、辅食、点心、夜宵，生怕孩子饿着，营养跟不上，输在成长的起跑线上。冬夜围炉烤红薯，有特制的围炉茶桌，桌上除了煮茶烤红薯，还烤着花生、芋头、豆干、红枣、橙子等。

岁月悠悠，冬日融融，冬夜围炉烤红薯，忆苦思甜，当知食物来之不易，当惜和平来之不易。忆往昔，知来路。我们愿天下皆老有所安，少有所怀，朋友有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