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乘坐动车直抵九龙西高铁站，从九迴十绕的地底钻出来，任着香港同乡会雇的专车带进了一家四星级酒店。办入住时，前台小妹笑盈盈地递过房卡，用英文说了句“欢迎入住”，随即埋头忙她的事。我拖着箱子上了楼，推开门一看，房间被褥齐整洁净，窗外的天光也亮堂，一切看着都妥帖。谁承想，等到晚上要刷牙了，才觉出不对劲，洗手台上只有玻璃水杯和白纱手巾，牙刷没有，牙膏也没有。再翻翻抽屉，空空荡荡。心想就一晚，凑合着。

第二天五时多就醒了。冲了澡出来，浇过烈酒的嗓子干得冒烟，想烧口水解解。拎起电水壶去卫生间接了水，按下开关，不一会儿水沸了，揭开盖一闻，好大一股漂白粉味儿扑鼻而来。翻了半天行李，找出一小包观音茶叶，丢了几粒进去，总算把那味儿压了。端着杯子坐下来，摸出手机想看看微信，屏幕亮了，右上角电量显示“8”，红得刺眼。于是去找充电器，寻插头，电视旁、床侧的插座全是三脚的，英标的，粗粗壮壮杵在那儿。没辙，只得下楼求助服务台。

值夜班的是个年轻小伙子，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我把情况说了，他倒和气，指了指墙上的插座，嘀咕：“港人执着，教人问得慌。”我愣了一下：“酒店没有转换头吗？”他摇摇头，又说：“对面有家水果店，有卖转换插头。不过要七点半才开门。”我趁机出外转转。

“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这时，天露鱼肚白，街上车少，匆匆而行的人却不少。路灯还亮着，一溜儿橙黄的光晕映在微湿的路面上，泛着幽幽的光。路口红绿灯一板一眼地变，起早的人都规规矩矩等着绿灯，据说这边闯红灯要罚两千港币。香港不少规矩挺讲究，譬如公共场合不得高声说话，不能随意打骂孩子，要揍就携到深圳，留有伤痕得等愈合才返港。

我在附近街区转了一圈。这一带的楼房七八层高，看着像是有些年头了。楼道窄得紧，墙壁上挤了电表盒，密密匝匝的，中间夹着些培训广告及租赁、招工启事，花花绿绿的。有几户人家的门半敞着，门缝里插满了信件，想来是许久没人取了。街面的铺子还没开张，卷帘门还拉严着，铁皮上映着路灯光。

转了一个多小时，实在没什么好逛的了，便回到酒店大堂，蹭着角落的饮料店的椅子等候。椅子硬实，只有空调呼呼地嗡鸣。我望着玻璃门外渐渐亮起来的天色，看晨光一点一点漫过街面。七时二十分，我出了门，站在水果店门口等着。七时半，一个中年女人慢悠悠走过来，拿钥匙开了锁，哗啦啦把卷帘门推上去，那声音在清晨的街巷里格外响。我问她有没有转换插头卖，她手指挨嘴“嘶”一声，从柜台底下掏出一个来，要价二十元。这个高消费的地方，这种价钱，还是行情的。

回到房间，插上充电器，看着屏幕上那个小电池终于变成绿色，一颗心才落了地。窗外的阳光正好斜斜地照进来，落在桌面上，暖暖的。

返回内地，清点行李箱时，瞥见转换插头，脑海便浮现那个场面：清冷的晨光，窄窄的街道，还有卷帘门哗啦啦推上去的声音，也算是一节有趣的生活断章了。后来跟朋友说起这事，朋友笑我：“去香港连充电宝都不带，你也太嫩生了。”我想想也是。出门在外，有些东西看起来是小事，可真遇上了，够你折腾一阵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