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于20年前的重阳节仙逝。这么多年了，因拆盖老屋，父亲生前用过的物品几乎荡然无存，唯一还让我保存至今的就是父亲生前最爱的搪瓷杯，因为它凝结着父亲望子成龙的殷殷期望和我人生道路上成长进步的深深眷忆。

20世纪70年代，刚满十二岁的我小学毕业去镇上读初中。报名那天，父亲向生产队请了半天假，挑着二哥读书用过的木板箱子和被褥以及大米、咸萝卜干和煤油灯等一担物件，我尾随父亲，沿着崎岖的羊肠小路，路过一片坟区，向二十里开外的镇中学走去。因为路途远，需住宿学校，一个星期回家一趟。一个学期后，同村的另外两个同学都退学准备在生产队出工为家里挣工分。因害怕一个人走山路和坟区，新学期报名那天，我向母亲提出不想去上学了，正在生产队田里干农活的父亲得知后，怒冲冲地赶回屋，像老鹰抓小鸡似的一把抓住我，不由分说地一顿暴揍，我本能地拼命挣扎逃脱，父亲则从地上捡起一块拳头般大的石头，在身后追我并声嘶力竭地大声嚷嚷要打死我。就这样，我们父子俩一前一后绕着村庄前后跑了几个回合，招来全村人驻足观看，最后还是被吓得脸都变色的母亲哭着喊着把父亲拦下，我也只好乖乖地去学校报名，这也是平时慈善可亲的父亲唯一一次对我动粗。两年后初中毕业时，学校给每个毕业生发了一个印有“初中毕业留念 沙市中学赠 1978年7月”字样的白色搪瓷杯。回到家后，我顺手给了父亲，说是送给他喝水用。父亲高兴地接过搪瓷杯，端详并沉思了许久。或许父亲在想，如果没有那顿暴揍，眼前的儿子早已成为生产队的小社员了，更没有这个搪瓷杯。

父亲为了供我上学真是竭尽所能。那个年代还是生产队大集体制，从早到晚就是挣工分。为了凑足每学期10元的学费，父亲出工时都要随身带上一把柴刀，天刚蒙蒙亮，就踏着露水上后山去砍柴，然后赶回生产队出早工，傍晚收工后又到山上把木柴捆好挑到近十里远的水电站或敬老院去卖，一斤柴禾五厘钱。这看似普通的举动在当时可是要冒着“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风险。农村实行责任田承包制时，每逢“双抢”季节，学校都会放农忙假让学生回家帮忙干农活，可是父亲却从来不要我去田里帮忙，只要求我在家好好复习功课。面对邻居们的不解和质疑，父亲总是说：“崽崽若是个干农活的命，以后有的是时间干，现在就是要把书念好，我少抽一袋烟也就补上了。”高中毕业第一年参加高考我落榜了，父亲平静地说：“没关系，年纪还小，再去读。”就这样连续复读了两年后还是名落孙山，父亲还是鼓励我去复读，可我却执意报名参军，想换一条路试试，父亲居然同意了我的想法，并说“部队水深好养鱼，有本事尽管显。”

此后，我应征入伍来到福建东南前哨。部队真是锻炼人的地方，我一个山村伢子，考上军校提了干。军旅生涯二十几年，父亲从不问我的职务与军衔，却总是告诫我做人要诚实，做事要认真，当官只是一阵子，做人才是一辈子。每次探亲回家，总能看到父亲端着我初中毕业时学校发的搪瓷杯喝水，或放在水缸上，或放在灶台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洁白的搪瓷杯也变成褐色，杯底和把手都快脱落了，父亲却用牙膏皮硬是把它补得严严实实。二哥几次要给父亲买个新的保温杯，都被父亲拒绝。母亲说，父亲舍不得扔舍不得换，天天用它喝水，他说看到这杯子就像看到远在天涯海角的幺儿。

2005年重阳节那天，81岁的父亲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我手捧着陪伴了父亲27年的搪瓷杯，泪如雨下。随后我把搪瓷杯洗净后，放置在厅堂父亲的遗像前，让他老人家在天国继续用它喝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