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叫“杏后”。村口有个孔庙，还有一个“郑成功焚青衣处”。当年郑成功在此烧掉青衣，拜了孔庙，就去抗清替母报仇了。今天说说记忆中与我玩出火花的年龄相仿的三个发小。

世啊与我同岁，却在学校高我一级。他家的两层洋楼，是童年里最鲜活的印记。巴洛克雕花与闽南特色相融，楼顶双狮争球、鹰踩地球的额牌，刻着闽南人漂洋过海的执念。世啊的爷爷张赞丁，如无数闽南先辈般顺流而下，攒下积蓄后回乡建厝，以一座洋楼践行光宗耀祖的初心。

十几岁时，世啊随母、姐移居香港，我们自此断了联系，一晃47年。重逢时，他已是跨国公司CEO，他乡乡音却未改。微信里，他总以“记得吗”开启记忆碎片：幼时那句“海啊，有抠头螺，你吃不吃”，稠稀的稀饭是苦难岁月里的奢望；田间烤番薯、北渠偷拔糖厂货船甘蔗、躲在太嬷床底躲避追债的惊慌，皆是刻在心底的旧时光。

47年未见，他仍记得我是“游戏策划总监”，读书考试稳居前列。而世啊的母亲“和啊”，是村里出了名的和事老，1974年便托人从新加坡寄回2万元，为村里拉通电线，彻底告别煤油灯时代。赴港相见时，年近90的和啊已坐轮椅，姐姐两鬓染霜，可几十年的隔阂，在相视间烟消云散。

瓶子大名张海棠，比我高三四届，却靠留级与我同班，后又辍学回乡。老屋的黑板，见证了我们无拘无束的童年。他写字硕大，曾在黑板上写“七火包八火包，乱乱火包”，闽南语里“火包”是“吹牛”之意，逗得村民一头雾水。

那时日子清贫，我们却玩出无数花样：刨番薯丝、偷拿家里油炒“薯条”；用煤油灯、纸皮做机壳、玻璃片制幻灯，投射着时代口号；当过赤脚医生，为村民医治烂手烂脚，赚一分两分的酬劳；他教我骑单车，摔得遍体鳞伤，轧死小鸡仔后，又一起买花生拜土地公求平安。

如今的瓶子，成了远近闻名的闽南鲁班，木工活样样拿手，唯独不会做棺材。他热心肠至极，村里红白喜事必有他的身影，乡邻总唤我“俺小的”，那份亲切，从未褪色。

臭啊正名张金满，比我大三四岁，是我童年的“启蒙教授”与救命恩人。年少时进山割草，他一路讲着鲜为人知的故事，惹得我们脸红心跳；山塘摸田螺时，我不慎往深水区陷去，众人未觉，唯有他及时将我拉至浅滩，捡回一条性命。

后来，臭啊与家人扎根厦大，成了厨王、后勤官，连校门保安见了都要敬礼。我每去厦门，必到沙坡尾他家，闽南河蟹海鲜、山珍海味摆满一桌，酒足饭饱打嗝而归，是独属于这份情谊的烟火滋味。

从杏后洋楼的旧岁，到厦大后厨的烟火，从47年的重逢，到乡野间的相伴。发小之情，是一起嬉戏、一起成长的默契，是跨越岁月、无关身份的亲近。那些藏在闽南乡野里的童年碎片，终将在记忆里熠熠生辉，成为一生珍贵的行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