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树，第一时间浮现在我脑海的，不是苍劲的躯干、斑驳的光影，也不是蝉鸣与月色——这些都是后补的联想。那一瞬间，我想到的是一张密密麻麻的谱系图：树根扎入大地，树干向上延伸，枝丫交错如历史朝代更迭，似厚厚的族谱，像阿嬷们口中的“大房二房三房”。树是民族与家族的共同记忆，一代一代往上往外生长，根却始终紧抓黄土，于枝叶而言，那是生存的本源。

祖父祖母的房子旁立着一棵南洋杉。它不像榕树、樟树那般枝繁叶茂、沧桑慈祥，而是瘦瘦高高，枝叶呈标准的等腰三角形，如长矛直刺蓝天，透着端庄严肃。阿嬷们叫它 “猴难爬”，一来树干笔直，二来枝条细韧，踩上去即便不断，也会被弹到地面。叶子细长柔软，尖而不刺手，风过时簌簌颤动，像一串不成调的音符。摘下一片能把玩半天，枯叶落地，又像古厝顶上掉下来的毛毛虫。

南洋杉前是祖父母的老屋，旁有段宽石阶。父亲说那是清朝修的，当年坐船的人下了石阶，沿石板路便是古渡口。石阶下曾是一排石头房，后来有钱人家盖了新房，粉白红砖墙高低错落。站在祖父母房顶眺望，南洋杉像被穿各式衣裳的孩子簇拥着，却始终挺直腰板，静静望着远方的海。

黄昏最是惬意，阳光碎成橘红星星栖在南洋杉枝叶间，海风混着炒菜香漫过来。祖父总在这时坐在树下，或与老伙计闲谈，或独自对着海吞云吐雾。我捧着饭碗坐在旁，任咸涩海风吹进碗里，看那些橘红星星慢慢坠落，海的尽头，渔夫们挑着担子缓缓走来。

“阿公，你们总说的阿邦是谁？”我抬头问。祖父常年出海，脸被晒得黝黑，皱纹像海浪，在余晖里泛着波光。他拍了拍身后的南洋杉，浊黄的眼睛亮了：“是这树的主人，我大哥，你该叫伯公。”“我见过吗？”“你没见过，他十六岁下南洋，回来那次你还没出生。”“华侨都赚大钱盖房子吗？”“阿邦不止盖房，给学校捐了很多钱，还资助村民求学。”“那你咋没跟去？”“傻孩子，南洋不好闯。阿邦初到那会儿可苦了。我得留着，守着家，守着他的南洋杉。”祖父掐灭烟头，侧脸望向海，背挺得和南洋杉一般直，“天黑了，快吃饭。”

我追着祖父要听阿邦伯公的故事。他拗不过，说起伯公寄来的侨批——他不认字，却把内容背得滚瓜烂熟。从种植园劳工到五金店学徒，从杂货店老板到连锁商行大亨，南洋杉始终静静听着属于它主人的传奇。成功没冲淡伯公的乡愁，侨批里总问南洋杉长高了没，枝叶茂不茂。于他而言，这树是连接家乡的脐带，是心灵的归宿。那时月亮刚上来，铜钱大的红黄湿晕，像侨批上一滴陈旧却刻骨的泪。南洋杉在黑暗中舒展枝叶，像把大伞，挡着月色与风雨。

祖父本就寡言，那以后很少再提伯公。后来我学业忙，隔两周才回渔村。祖父仍爱坐在南洋杉下，腰杆笔直，只是脸上皱纹多了，像南洋杉的细枝悄悄蔓延。直到某天，我见到伯公的子女，捧着他的骨灰回故土安息。那是我第一次见祖父红了眼，他站在南洋杉前，像座历经风雨的雕像。树在风中轻摇，似在为伯公归来动容。我想扶他，他摆手：“你看这树，根基牢了，再大困难也能破土。阿邦哥就是这样，不论在哪，不忘本，这是咱家族的精神。”

祖父没有伯公那般显赫，却以另一种方式活出了滋味。他会观星象、辨风势、预潮流，出海时能沉着应对风暴；他做的牛肉羹、菜头粿、卤面，是渔村最香的味道；他守着这棵树，一年又一年。

南洋杉北面有条路，穿几户人家是道斜坡。我总爱张开双臂从坡上跑下，让黏腻的海风在发间呼啸，直跑到海边。如今，斜坡和老房早已拆迁成了沿海通道，唯有南洋杉仍挺立在那，高枝印在淡青天上。我知道，它的枝叶还会继续生长，带着家族的记忆与精神，在岁月里永恒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