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马来西亚华侨伯父曾国亨诞辰 110周年，我们以重温旧物的方式缅怀他。我与马来西亚伯父的儿女不谋而合，约定在诞辰日将两地珍藏的伯父遗物发到兄弟微信群，共寄思念。

国内我藏着伯父一枚椭圆形私章，长约3厘米、宽约2厘米，牛角材质。竖刻“曾国亨”三字，两侧缀着花纹，下方横刻“书柬”二字。伯母说，这是伯父亲手刻了两天的物件，他曾告诉伯母，返回马来西亚后会努力挣钱，寄钱的回执单盖上这枚章，便知家乡收到了。儿时每闻门口自行车铃响，我便知伯父寄钱来了，会雀跃地跑进伯母卧室，从抽屉取出印章交予送侨批的人盖章。

伯父1950年冬重返马来西亚，从1951到1971年，整整20年，从未间断给家乡寄侨批、寄钱。

关于这枚印章，还有段趣闻。1950年春，我上小学是伯父去邻村钱塘小学报的名。那时一年级分“一册”“二册”，语文叫“国文”，头几节课学“新书看看”“大笔写写”之类，识的字寥寥。我不识印章上“书柬”的“柬”，误读为“书东”，更不解其意。钱塘村是清末文状元吴鲁的家乡，他两位上高年级的重孙女叫吴紫苑、吴紫韵，我因闽南话谐音，错读成“吴紫远”“吴紫问”，闹了不少笑话。

马来西亚二弟收藏着伯父一本A4大的笔记本。那天二弟翻遍抽屉没找着，我知他做事认真，便让他把抽屉整个拉出——果然，笔记本落在了抽屉桌后。我打趣说，定是伯父知道我们在找他的东西。这本笔记，记着他对内外两个家的责任：每月挣的钱，大部分寄往家乡，小部分给孩子们买保险；一页页密密麻麻的款项，是他对子女的爱与希望。笔记里还详细记录了弟妹们长大后打工的经历，尤其是二弟15虚岁去外国人经营的拖网渔船打工的事。二弟说，每次出海就是一个月，没日没夜在海上，每隔两小时就得拖一次网，苦不堪言。听着他的叙述，眼泪总会不由自主落下——那时候，他还是个孩子啊。想来伯父记录这些血汗钱时，定是手在抖、眼在流泪、心在淌血。茫茫大海上，小小年纪的二弟，要和大人一样熬受苦累，只为多挣几分钱。

可又有多少家乡人知道，这一笔笔侨汇来得何等不易？那是华侨们用血泪换来的。

伯父读过几年书塾，有文化，在小渔村靠给渔老板记账为生，为多挣钱，有时同时给两家渔行记账。后来孩子们长大了，他见岛上渔民有在外面小店吃早餐的习惯，便学做面条。他白天去渔行上班，半夜起身做面，让孩子们清晨送到各摊点。积劳成疾的他，不到六十岁便匆匆离开了我们。弟妹们说，他前一天早上还照常去渔行，半夜突然觉胸口难受。那个缺医少药的小渔岛，要等天亮才有开往外埠的轮渡船能去看医生。临终前，他强忍着痛苦爬到卧室窗口，朝着老家的方向喊：“母亲啊！孩儿不孝啊！”一声大喊后，便撒手而去。

伯父啊，为了内外两个家，您奋斗了一生，也该歇息了。只是活着的人，总于心不忍，总心有不甘……

祖国强大后，家乡亲人与马来西亚弟妹的探亲交流多了起来。弟妹们每次回乡，都会围坐听我讲伯父——他们的父亲——在家乡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上小学时他为我做的帆布书包、竹砚台、手抄书……伯父有双巧手，更有对家和孩子们的爱。一小段竹筒、一小块牛角废料，经他锯、刻、雕、琢，便成了轻巧实用的艺术品。最有创意的是那竹砚台：他没钱买砚台，就随手锯下一小段竹筒，从中间破开，取一半放平，上方凿个装墨汁的小窟窿，中间刻个长方形磨台，一块实用又轻便的竹砚台就做成了。

伯父喜欢孩子，总说孩子是父母的希望、家族的未来。我在马来西亚出生，他待我如己出。据说有一次他带我去渔行，老板见我天真，开玩笑说要用三条渔船换我——那渔船就像石狮祥芝渔港的拖网巴浪渔船。伯父笑答：“您就是用钞票叠到和他一般高，我也不换。”弟妹们总打趣：“聪明的伯父怎么这时短路了？有三条船成了老板，大家皆大欢喜，多好！”

可谁说人生没有意义？伯父这一生，用侨批串起两地牵挂，用双手焐热柴米油盐，用生命托举两代人的日子。缅怀他的点点滴滴，便是读懂了人生意义的真谛。